近日，“针对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小学部食堂食品质量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等部门”立即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会议似乎召开的及时，政府也反应迅猛，但只要领导一开口，人们就会发现，政府不是来解决问题，而是来作秀的。
比如，在市场监管总局局长针对学校食品安全提出的三个要求中，这头一个，即“今年校园食物中毒发生率要控制在万分之二内”就让人觉得无比荒唐。一来，这个“万分之二”的上限到底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依据又是什么，如此关乎性命的概率，负责监管市场的领导为何没有详细说明？二来，“中毒发生率”能人为控制吗？假如真能控制，为何不干脆杜绝中毒事件的发生？难道政府允许有人投毒？就算政府可以容忍，又有哪个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沦为小白鼠，去充当那“万分之二内”的中毒者呢？这不禁让人想起多年前就存在的另外两个同样脑残、奇葩的官方指标。2014年，河南规定“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上限控制在1098人以下”，意即在“工矿商贸、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铁路交通、农业机械四个领域”工作的人，其死亡概率已被规定为1098分之一。照此看来，不死都不行。2013年，河南某市卫生系统下发文件，要求各个辖区展开“寻找精神病”的行动，“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那意思是，你不疯都不行。
如今，从中央大员的“一声吼”中，我们不难听出，这类指标尽管毫无现实意义，但其应用的范围却仍在不断扩大。以前是地方性的，现在是全国性的。以前只针对事故高发的领域，现在却指向了最不该出现安全事故的食品加工领域以及教育领域。如果说，中国到处是卫生状况不佳的小饭馆也尚可被理解，那么学校食堂能做出让学生中毒的饭菜，却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监管总局局长口口声声说，“学生和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健康是天大的事”，但为何孩子们每天在学校的吃食却无法得到保障？且不论味道如何，就连“吃了不中毒”都做不到。既然领导们深知，对于学校的食品安全问题，“社会的容忍度为零”，那为何还要拿“万分之二”的中毒发生率跟亿万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叫板？
此外，“各地食安办领导对学校食堂及周边排查隐患”为何到今天才进行？以前不排查或者排查无果，从而导致中毒发生率无法得到控制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从成都七中所在温江区的教育局局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被停职检查的处理结果来看，这起中毒事件的发生极有可能与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有关。而这两大顽疾却显然是依附于“一党独裁”的体制而存，由以权谋私的贪欲所致。说白了，这类竟会在最该保障安全的校园里发生的中毒事件，哪怕只发生一件，都跟体制脱不了干系。因为中共治下，基层官员都是听命于上级、“对上负责”的。倘若“刑不上大夫”，被惩治的就永远只能是“替罪羊”。
如今的中国就是这样。走了一拨“替罪羊”，再换一拨“替死鬼”，而中共却照样在吸附人民的血汗。中共政府若真关心人民的生命健康，就不会玩命榨取他们的血汗。“便宜没好货”的道理全世界都懂，只是想从中谋利的贪官、暴政，不想理人民的死活罢了。
于是，领导们会说，学生食物中毒的原因不是“食堂食材”有问题，而是学校的“明厨亮灶”不达标。其实，监管局长还提出的“学校的‘明厨亮灶’比例要达到70%”的要求同样令人无比困惑。假如学生中毒真与厨房、灶台不卫生有关，那么，食堂以及校方的管理者为何却没有接受审查？可见，官方如今草草结案，并不是真的想解决问题、查找原因、杜绝事件的再次发生，而是急于堵住悠悠之口、以平息沸腾的民怨。
但话没说清楚，人民的质疑就不会消除；不公开肇始之因，就难以服众。无论是中毒事件，还是食品安全事件，中国人的愤怒显然直指中共极权所导致的腐败。领导们若觉得自己无辜，也不是没有办法自证清白。比如，可参照日本政府保证学生午餐安全的措施之一，即请校长在学生用餐前一小时先行试吃。
众目睽睽之下，只要校长不中毒，学生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到那时，中国人会发现，什么“明厨亮灶”都是虚的，什么“中毒发生率要控制在万分之二内”都是胡扯。这跟监管总局局长被记者追问“是否点过外卖”是一个道理，但遗憾的是，局长的回答是“没点过”。在这样一个流行点外卖的国家，负责监管外卖等餐饮市场的局长没点过外卖，直叫人细思极恐。假如校长也没吃过校餐，那可想而知，中国孩子的午餐到底会怎么样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