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这是自己在青少年成长时期人生的写照。家父在中华民国在大陆执政时期，曾在学校当教师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又做过一个报社的编辑，刊登过剿共的文章。因而在中共1949年非法夺取大陆政权后，就被判劳教三年（即关在一起进行所谓劳动教养，实即间接判刑），放出来后，在大学恢复了老师的工作。但到了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三面红旗”运动的破产，和人为灾害，经济极为困难，各机构都在精简压缩人员，于是曾有过所谓“历史问题”的人，都被赶到农村去。父亲下到农村，三个月后便取消原来的工资，自食其力当农民。那时真是众叛亲离，个个怕受牵连，所谓长贫难顾，一家顿陷困境。其后灾害仍未了结。
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红卫兵上门抄家，批斗和扫地出门。刚回城治病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再次被清到农村做农民。一次在农田插秧，父亲因高血压发作，一头栽倒在田里，被抢救过来后，已是半身不遂了。村里于是便派人将他抬回城市来。但家里已一贫如洗，既无钱去医治，医院也不会收（因属“有问题”之人），唯有自己拿医书自学去帮父亲针灸。其后父亲在60岁之年，终于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潦倒的下半生。死时全家只剩下几分钱硬币，连叫救护车来的五元钱也付不出。
正因为父亲一生的经历，便使得笔者自小有对人生、命运的反思：父亲前、后半生的大起大落，究竟是偶然的，抑或是有其内在必然的因素？
其后，自己便刻意去寻找有关人生、命运、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知识和书籍去研究和探讨。为此，自己曾埋头在图书馆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达四年，但仍解不开人生、命运之谜。其后又转向中国的古代哲学著作，开始接触到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接近了人的生命本质的探索…….同时，亦在社会上广泛接触1949年以前遗留下来的那些“能人”，“高士”，向他们求教关于命运、人生的奥秘。其间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有三人。
最先一个，是在父亲去世后不久，邻居见我年纪轻轻，而家道如此衰落，不知日后的前途如何？便好心地带我去见一位“能人”。当时是自己第一次被人看相，亦是第一次接触此类的知识。只见他仔细断端详了我的面相、手相、足相，和走路的姿势后，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哲学型（那时我还未搞黑格尔哲学），随后便解释何谓哲学型人的特征。当时我想，哲学无非是指当时的所谓唯物论、马列邪教等东西，其实这正是我最厌恶的，父亲正是被马列邪教的阶级斗争哲学逼死的，你说我还会对他感兴趣吗？所以当时我内心认为：他并没有说对。
想不到在几年后，我在图书馆里搞足了四年的黑格尔哲学。第二句话，他说我是“四迟命”，人生四件大事：妻、财、子、禄，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一生中只有三样，有的人有二样；而有的人早有，有的人迟有。他说我四样都有，但四样都来得迟，所以叫“四迟命”。此外，他还谈了许多其它的，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面二件事。最后他还嘱咐我说：你36岁前一事无成，志在积累经验。在36岁前即使结了婚也要离婚，如果是在去登记结婚的路上，走到半路上会闹翻的。36岁后，该有的会有，不要着急。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何来等到36岁？此时年少气高，听只管听了，做还是照自己的去做。相信许多初次接触命相方面知识的人，都会如此看待的。
然而，年复一年，我真的像被下了紧箍咒一样，无论怎么样努力，怎么奋斗，仍是双手空空。在那年头里，不可能有财发，有个铁饭碗的工作已经是不错的了，而这个自己不缺。因为父亲中年潦倒，自己17岁时，就中途退学，出来找工做以帮补家计，所以早就入了国营工厂做工。而在感情问题上，与自己谈了八年的少年同窗女友，真的应了阴沟翻船，应验了36岁前一事无成也。@*#（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