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重大的天灾人祸发生，古代帝王为什么都要对天忏悔？
“王”，三横中间加一竖，三横是天、地、人，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是万物人民， “王”即是通天地之人。
当国家发生天灾人祸、政权危难之时，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会沐浴斋戒，祭祀天地神灵，自省“罪己”，忏悔自己的过错和失误，有时会对全天下颁布“罪己诏”。
人非圣贤，即使帝王也难免会犯错。但史书记载近半数的“罪己诏”中，帝王谴责自己的原因，竟都是因天灾而非人祸，这是信仰无神论的现代人难以理解的，但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一部分。
古人讲天人感应，推天道以晓人事，灾异即是上天的谴责警示，施政过失与人心不德是产生灾异的根本原因。所以当四季不明、陨石地陷、旱灾洪水频现、瘟疫横行之时，人们就应该警醒了。
古代帝王称天子，王者父天母地，应神受命，故谓之天子。受天道制约，帝王虽贵为九五之尊，也不能大过天。每逢上天降灾，天子必躬身自省，或下罪己诏，这不只是向所有百姓承诺要改正错误，更重要的，他是向天忏悔，以获上天的原谅，免得天降灾祸累及百姓。
大禹见犯罪之人而自责
史载大禹登帝位后，一次看到犯罪之人，大禹就哭了起来，他说：尧帝、舜帝的时候，天下的百姓都与尧舜同心，现在我身为国君，有人却和我不是一条心，居然犯罪。禹为此深感内疚痛心，自责自己没有当好万民的首领。
商王祷雨：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检讨自己的过错：“罪当朕躬，弗敢自赦，唯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后逢连年大旱，五谷不收，臣民惶恐，商汤万分焦急，曾多次亲自设祭祈雨，都不见成效。占卜之人说：“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降大雨，必用一活人祭祀，以显真诚。”
商汤不忍牺牲他人性命，决定自己充当祭品求雨。为表虔诚，他斋戒沐浴，剪去头发，断掉指甲，换上粗布白衣，身围茅草，白马素车到了桑林门外。商汤跪在神台上祷告，自责道：“是我没将国家治理好吗？是我用人不当吗？是修建宫室劳民伤财吗？是听了妇人的言论太多吗？是官员营私腐败吗？是进谗言说坏话的人多吗？如果因为这些，那都是我一人之罪，请不要连累万民。不要以我一人之不敬伤民之命。”然后他命人将木柴堆起，毫不犹豫地坐到柴堆上，命人点火，将自焚以祭天。
商汤的诚意终于感动苍天，天降大雨，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旱灾。
秦穆公：国家有危难，是因为我一人之过
在劳师远征惨遭失败、数万将士命陨沙场后，秦穆公做“罪己诏”，结语说：“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他提出了君主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难，是因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我一人之由。
汉文帝：天下治乱，在朕一人
文帝即位二年连续日食，文帝向天下发布《日食求言诏》，说，如果皇帝不行仁德、朝野不公、贫富悬殊太大，那么上天就会显灾异以警戒皇帝的不作为。“我没有给百姓安康，让百姓以为苍天无眼，我的德行太差了。”他主动承担责任说：“天下治乱 ，在朕一人”，他认为自己不德，令群臣思皇帝之过、举贤良方正之才、省繇费、罢边戍，以破解频发的灾异。
汉武帝：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汉武帝晚年遭遇一系列变故，巫蛊之祸牵连甚广，卫皇后及太子均丧命。这些促使汉武帝反省。不久汉武帝察知太子无辜，于是兴建“思子宫”，自责悔过。
当财政大臣桑弘羊等人提出要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实行屯田、保障汉军在西域的实力时，遭到了汉武帝的否决，汉武帝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他颁布《轮台罪己诏》，提出禁止苛政、重视农业，不再加重百姓负担，与民休息。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封禅泰山，他诚恳地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意思是自己推行四面用兵等政策，让百姓跟着受苦了，之后凡是损害百姓利益、耗费国家资源的事项，一律停止。从此，汉朝的国策发生根本转变。
唐德宗：我使百姓不安，陷国家于内乱
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唐德宗仓皇逃亡，叛军一路追杀。次年春，德宗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我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不查虚实，以假当真，我的所为使百姓不安，陷国家于内乱，责任全在我，不能推卸给别人。我将去除过去的苛捐杂税，除了有罪叛军的首领外，不再追究跟随叛军之人。德宗还宣布赦免李希烈等节度使的一切罪名，“各复爵位，待之如初。”
同时德宗改元贞元年，表示与民更始，一切重新再来。诏书一颁，百姓感佩皇帝的坦诚，民心大悦，士卒皆感泣，不少叛乱军队归顺了朝廷，不久动乱即告平息，内乱得以控制。
唐太宗：我希望老天把灾祸降在我一个人身上
唐太宗时期，大将军党仁弘因贪污巨资被判处死刑。但唐太宗倚重党仁弘，认为他是难得的有功之才，便下圣旨，将死刑改为流放边疆。
事后，唐太宗认识到自己是出于私情而罔顾法令，他寝食难安，于是召大臣检讨：“国家的法令，皇帝应该带头执行，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然后他下“罪己诏”，说自己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不公正。
贞观二年，长安大旱，蝗虫猖獗。唐太宗视察灾情，看到很多蝗虫，便抓了几只蝗虫在手，对它们说起话来：百姓靠粮活命，你们却吃他们的粮食，你们就是百姓的害虫！百姓有什么问题，也都是我一人的过错。如果你们这些害虫有灵，就把我的心吃了，不要再祸害百姓！说完就要吞食蝗虫，左右近侍马上劝唐太宗不可入口，说蝗虫不干净，吃了恐怕会生病。唐太宗说：“朕要的就是这效果，我希望老天把灾祸降在我一人身上，我为什么要害怕得病啊？”然后不顾侍从的拦阻反对，就吞下了蝗虫。当年，蝗灾就消除了。
崇祯帝：任凭贼人把我五马分尸，只愿不要伤及无辜百姓
崇祯帝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时值内忧外患，他的罪己诏有五次之多，包括降低御膳标准、停止所有娱乐、与边塞将士同甘共苦、让天下停刑三年、求访直言纳谏之才、免除困难地区的赋税等等。
最终崇祯自缢，留下遗诏说，自己才德微薄，触怒了上天，“上天惩罚于我”，“死后我无颜面对祖宗，我自己卸去皇冠，用我的头发盖住我的脸。任凭贼人把我五马分尸，只愿不要伤及无辜百姓。”
宋太宗：为求雨愿焚身而死，以回应上天责罚
公元991年，淳化二年三月己巳日，大宋皇帝赵光义因为旱灾、蝗灾，多日祈雨不得，他写亲笔诏书给宰相吕蒙正等人，称要焚身而死，以回应上天的责罚。手诏大意是：百姓有什么罪过！上天这样惩罚他们，这是我失德造成的。你们应当在文德殿前建一座高台，把我放在上面。若三天之内不下雨，你们就把我烧死，以回应上天的惩罚。
第二天奇迹果然出现，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苍，《宋史》有记：“翌日大雨，蝗尽死。”
顺治帝：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顺治亲政后，水旱、地震频现，还有冬雷春雪、陨石雨土。顺治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不德”所致，是上天的惩戒，他不断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顺治留下遗诏罪己，他为自己列举了罪状，包括纪纲法度未能仰法太祖太宗、对皇太后未尽孝道、对诸王贝勒未周友爱之道、夙性好高不能虚己、用人未能随材器使、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性耽闲静、常图安逸，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等十四条罪状。
康熙帝：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
1679年，北京发生8级大地震，面对巨大天灾，康熙帝发“罪已诏”：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他布告群臣：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他认为地震之原因，是官吏有六项“弊端”，于是他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
如果天谴于上而不悟，人怨于下而不自知，国亡矣
罪己诏，更多的是帝王的忏悔检讨。古人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也是帝王治理国家的基础。古代帝王敬天信神，从小就熟读儒家四书五经，遵从祖训，敬畏民心。他们深知，如不能奉天之命以遵循天地运行之法，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就会有天象示警惩戒。而面对天灾人祸，若还不知反省归正，就难逃大劫。
说文解字解“王”，天下所归往也，“王之所为，就是天义。”“王”，是三横中间加一竖，大儒董仲舒解释说，三横是天、地、人，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是万物人民，以一竖把三者接通起来就是“王”，王即是通天地之人。如果身为君主，天谴于上而不悟，人怨于下而不自知，天地不佑，人心不归，国亡矣。@*#
参考资料：
《尚书‧秦誓》
《资治通鉴》
《新旧两唐书》
《贞观政要》
明实录
清实录
《春秋繁露》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