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从三国故事看习近平的决策

中共政局之大势

武汉肺炎瘟疫中共内斗提供了一个舞台。从武汉官员到习相互甩锅,从中央要求复工到地方纷纷封城,从湖北省市一把手更换到全国“两会”推迟召开,从新冠病毒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的阴谋说到“习明泽” 发文,高潮迭起。

可悲的是,瘟疫的肆虐,加上中共错误应对制造的空前民生灾难,使亿万民众恐慌、挣扎,难以计数的人不甘、无奈、卑贱的死去。然而,遍地冤魂、民怨沸腾,中共政权又能维持多久呢?这个疑问(“亡党”的末日恐惧),又使中共内斗更加激疾。

因为,斗是中共的一大基因,中共一直是借“斗”(包括内斗和外斗)来维持生存的。中共作为“成熟的流氓”(《九评共产党》语),为保党,对苏东共产政权的溃灭和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多有研究,只是是从反面去汲取教训。

中共又汲取了哪些教训呢?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第一,建立领导核心,防止党的分裂;第二,确保中央权威,防止地方割据;第三,强化党的组织,防止社会失控。

因此,我们看到最近30年来,中共统治层面的如下三大举措。

第一,在江“核心”之后,经过 “九龙治水”的软弱胡十年,又回归到了习“核心”(习还更进一步把国家主席的限任制都取消了)。

第二,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起,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的占比都显著提高了,各省市区严重依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而且“中央部门利益法制化”(以致2012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全国两会期间说“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第三,习上台后,“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文革式语言又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党政合一化,强推民企、外企、社会组织等建立党组织,赶制“家法”(党内法规),从“打虎拍蝇”到“扫黑除恶”,从高科技监控到建设全民信用体系,社会控制极端化。

这样,表面看来,党的统治似乎成了“铜墙铁壁”,牢不可破。

其实不然。中共这种反面汲取历史教训的强硬举措,又制造出了如下三个强大的反作用力。

第一,民众抗争普遍化、常态化、激烈化(2003年中共首次对外正式公布群体性事件年度统计数据,这一年高达58,000起;2007年逾10万起;2008年后不再公布具体数据,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

第二,腐烂透顶的中共体制,在习当局的高压下,不是像习想像的那样去腐生肌,而是离心离德、形存神散,主要表现一是官员阶层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怠政比比皆是,一是中央和地方矛盾重重。

第三,中共派系内斗越来越激烈。这又以最高权力的争夺为中心,具体表现在是坚持还是废除“集体领导制”、“退休制”和“接班人制”这三个制度,而这三个制度又被称之为邓小平时代的“智慧结晶”,因此,习近平的“新时代”和“邓时代”又干上了,党内思想混乱不堪,“改革开放”以来莫此为甚。

中共统治层面的三大举措和由此产生的三大反作用力,使中共政局充溢着随时爆炸的气息。

而这个爆炸的气息,在中共19大后,又因三件大事而更加强烈。这三件大事即是: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2019年6月爆发的香港反送中民众抗争运动和2019年年底爆发的武汉肺炎瘟疫。

这三件大事,尤其是现正肆虐的武汉肺炎瘟疫,既是对中共统治的大冲击,又是对中共内斗的大刺激。

这个大冲击和大刺激的靶心,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上台前5年,“打虎”集权,势如破竹,有惊无险,而在19大后,为什么形势急转直下,诸事不顺,步步惊心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19大前后与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妥协。此话怎讲?这里我们先讲《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

东汉末年,少帝刘辨即位,由少帝之母何太后听政,少帝之舅大将军何进辅政。何进欲尽诛宦官,还先杀了掌握兵柄的宦官蹇硕。但是,太后不肯。何进本是没决断之人。袁绍献计,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时事急,不容太后不从。”进曰:“此计大妙!”便发檄至各镇,召赴京师。

曹操则对何进曰:“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何进怒曰:“孟德亦怀私意耶?”操退曰:“乱天下者,必进也。”

最终,宦官集团抢先下手,何进身首异处,国家更罹董卓之祸。

讲完何进的命运,再来谈习近平。中共政局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的选择。

无疑,习不想当第二个何进。但是,习要不重蹈何进覆辙,则需明辨:何为袁绍之策,何为曹操之策?

而从19大后政局走势来看,与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妥协实为袁绍之策,所以,习每况愈下。

采袁绍之策死,采曹操之策生。现在,事尚未到无可挽回之时,习还有改弦易辙的机会。可是,武汉肺炎瘟疫留给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