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罪?知青与牛同宿与老母猪争食(组图)

20世纪60年代末,我下放在苏北串场河东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的农民当时很穷,住的房子都是茅草盖的“顶头舍”(即山墙呈南北方向,门户就开在南山墙上),吃的是杂粮。

插队第二年的冬季,我们就遇上了可怕的粮荒。我们这些身在异乡,无任何外援全靠分粮分草过日子的插队知青,常常寅吃卯粮,不断预支,往往麦子没上场,玉米已吃光,而生产队除备战粮、种子粮外,也难以满足我们隔三差五的借粮要求。没有办法想,只得晚上到集体田里挖胡萝卜充饥。

但这个办法不能长久,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况且这萝卜消化快,对我们这些饭量正盛的年轻小伙子来说,起不了多大作用。更伤脑筋的是,我们几个知青都被分配在男壮劳力组,尽干挑担挖沟的力气活,腹中的空虚常使我们不能尽力为之,因此又遭到同组一些社员的议论。每晚收工回到牛棚里(当时知青宿舍还未盖,只得暂与牛同宿),知青们一个个脸色沉重,愁眉不展,不知道这样的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能出头。

有一天,缸里彻底断粮了,因超支太多,生产队再也不肯预借粮食给我们。大家坐在铺边发呆,同组的小杨竟女人似的呜呜地哭起来。我咬咬了嘴唇,蓦地吼了一声:“去抢粮!”大家先是一愣,随之便齐声响应。于是我们用草绳勒紧裤腰,每人肩上搭一条粮袋,互相壮着胆子,首先冲着“大户”——生产队曹队长家而去。

原以为会遭到他们家的“奋力抵抗”,没想到曹队长见到我们这些气势汹汹的“粮匪”,一点儿也不紧张,只是闷着头继续抽他的旱烟袋。他女人却有点吃惊,见我们在翻缸搜柜,哭着跑出去了。折腾了半天,只搜出了10多斤玉米糁和20多斤玉米,我不服气,猛地揭开锅盖一看,一锅子胡萝卜缨子煮糁粥。

也许是饿急了的缘故,我们一人盛了一大碗,不管好孬,呼啦呼啦地灌进了肚子,临走,想到给队长家里也要留点活路,我们只带走了10多斤玉米糁,写了张“借条”,扬长而去。走到半路,遇上了曹队长女人领来的几个大队武装民兵,“人赃俱获”,又无路可逃,看来只有准备硬拼了,幸好这时曹队长闻迅赶来,拿着“借条”,替我们开脱罪责,这才暂不追究。

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粮食,我们实行每日两顿制,每顿每人分配一碗胡萝卜糁粥,决不允许有多吃多占的现象。同组知青中,胃口最大的是小申,每次总是他先把粥喝完,然后贪婪地盯着我们的粥碗,希望有哪一个胃口不佳能留点剩粥在碗里,但这样的好事很难碰上一次。不过,他也有补救的办法,就是每天晚上去农民家“白相”(方言,玩乐的意思),等待一些纯朴的农民和他“客气”。这一招还真灵,每晚睡觉时,总见他打着饱嗝,笑嘻嘻地回牛棚。这不免引起了同组其他知青的妒嫉。于是一致推荐我“跟踪追击”,看他到底在哪些农民家吃“白食”,好让我们一起去“学习”。

一个只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偷偷尾随在小申身后,只见他向偏僻的养猪场方向走去。我正感到纳闷,他步子突然加快,人往养猪场里一闪便没了。我疑惑不解地悄悄走近前一看,只见一个黑影正一边用树枝吆喝着老母猪,一边把猪食里的山芋块往嘴里塞,借助星光一辨认,不是小申又是谁?我心头猛地一惊,想叫喊,但鼻子一酸,赶紧退了回来。

知青与老母猪争食,把猪食里的山芋块往嘴里塞。图为母猪示意图(pixabay)

回到牛棚,大家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我“军情”,我支支吾吾地说没看清搪塞了过去。

1979年过年前夕,知青回城的消息不翼而飞,就在大家满心欢喜奔走相告时,小申却因胃癌晚期永远地归宿在那片盐碱地上。在送他亡灵的路上,我避开社员,红着眼眶忍不住把藏在心头的秘密告诉了同组的其他几个知青。他们听后,唏嘘不已,说早知这样,每人省一口给他,不致逼他去和老母猪争食,他也不致于患胃癌过早地离开人世。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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