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说法最初是顾炎武提出来的，他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生活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大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下瓦解，满清入主中原。顾炎武一直都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决心，因为他最担忧的是，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原文明，会被当时文明程度很低的满人所毁，以至于出现“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景象。不过所幸的是，顾炎武的担忧，在满清政权稳定下来之后并没有发生。满清并没有毁掉中原的汉字和文化，而是启用汉人，继承和延续了中原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价值理念，并将自身逐步融合于中原文明中了。
那么在当时，顾炎武为何会如此的担忧呢？这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政体制度说起。
在中国的君主制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入人心，自汉代起，基于天道思想的儒家文化成为主流。君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君权神授”，君王受命于天，按照合乎天理的伦理法则来管理天下。无论在自己还是民众的认知里，遵循天道是必须的。知识分子学习、传播、捍卫社会道德伦理，或在朝廷和地方上担任要职，不断建议施政方法和修正君主的施政得失，或在民间著书立说，树立社会上的风范秩序，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知识分子承担着重大的社会道德责任，传承道德文化，维系社会道德价值标准不为权力所破坏，这就是后世人所说的，读书人承担的使命是“铁肩担道义”。君主行使权力的方式要受到强大儒家伦理的约束。君主有君主必须遵循的规范，社会各阶层都有各自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同时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大臣，各个阶层中的仁人志士，也在不断丰满和充实着道德文化，共同缔造盛世与历史。而反过来，一旦君王出轨变得暴虐无道，社会的民众就可以“替天行道”的方式，推翻他，重新建立清明的新政，同时留下参照和教训。
强大的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载体形式的普世价值，以及实力雄厚的士人（读书人）阶层，使得国家的权力运行，始终在道德文化的约束之下。即使政权更替的兵荒马乱时代，在新政一旦建立之后，社会秩序很快归于平稳。中国有世界罕见的五千年连续文明历史，是强大的道德文化力量所致。若作为天下之本的传统文化受到威胁，道德价值遭到毁弃，人不再有恻隐之心、善恶是非之心、羞耻之心、礼让之心，人就与兽无异，天下就真亡了。这是虽为匹夫也绝不能听之任之，也要奋起反抗的，这正是顾炎武的所忧所思。
到了现代社会，共和制（或立宪制）普遍替代了君主制，但文化对权力的约束依然存在，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仁爱精神以及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演绎为宪政及三权分立等制度形式，来约束国家权力的运行。西方人常说“将权力装进笼子”，而这个“笼子”，就是将传统的文化理念具体化而成的各种制度。
而在中华大地上，君主制终结之后，新建立的共和制尚在襁褓之中时，中共乘日本侵华的国难之机，发展壮大，暴力夺权建政。自此中共邪党在中原大地，弃礼毁乐，煮鹤焚琴，不仅权力逃逸笼外，成为肆虐祸害民众的恶兽，而且真正出现了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乃至人心兽变。顾炎武的担忧变成了真正的现实，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
因为中共邪党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现代的政党制度，是和宪政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制度中的一个。近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契约思想，民众将公权力交给政府集中运行，同时公权力受民众的监督，政党在宪法之下组织政府运行。而中共邪党将其领导权写入了宪法，而中共的宪法没有经过民众公投表决，只是一个受操作的花瓶。中共邪党完全凌驾在宪法之上，掌握着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支配着社会上的一切资源。中共邪党和近代政治制度中政党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却冠以政党之名，因而迷惑了几乎所有人。这是它日后行暴虐的基础。
同时，中共邪党建立的完全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几十年来，中共邪党一直赤裸裸的叫嚣着“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实际上，如果仅指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的争论，也就罢了，而它所说的意识形态，直逼人性的精神内核。它要掌控的不只是权力的组织形式，而是所有国人的精神与思想。这完全超出了一个正常政党的管辖范畴。各国的宪法中都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虽然表面上中共在宪法中也有虚假承诺信仰自由的内容，却同时又规定自己这个无神论邪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在实际的政权运作过程中，又是完全违反和践踏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的。
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都遵循“政教分离”原则，政府只管世间的事务，人们思想和精神领域的事，归于宗教与文化，即所谓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中共邪党却一手绝对控制政权，另一手绝对控制全社会人的思想。正统的宗教信仰的是神，教人修心向善，引导人们遵循道德规范。而共产党信仰无神论，信奉马列，在其理念里不是遵循天道，而是彻底颠覆传统价值观，宣扬战天斗地、阶级斗争，宣扬没有道德底线的狼性。它通过所掌控的教育体系、宣传系统、深入到社会每一个细胞的党组织，进行全方位的强制洗脑，系统破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控制着整个国家所有的民众。共产党的政权是政治权力与强制邪恶洗脑（真正的邪教）的合而为一。而且有着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极其严密的控制方式。从当初夺权时期的“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到今天对社会最底层村居委网格化管理，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等，建立了具体到每个人（尤其是思想异见者）的严密监控网络。中共不仅绝对掌控了所有世俗权力，又通过破坏传统的天道伦理，建立起精神领域的邪恶统治。在中共邪政邪教合一之下，整个国家成为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监狱。
中共的邪恶本质决定了其邪恶走向，自掌权之后，其邪恶在中华大地上就开始发芽、生长，随时间的进展，其“亡天下”的操作就自然的一步步展开。
在建政后不久，中共就通过发动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将传承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从整体上予以消灭。知识分子，也就是传统的“士人”，是承载、传递、践行传统道德文化的中坚力量，是使社会能够稳定存在和正常运转的中流砥柱，从那个时候起，作为传统“士人”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一个阶层在社会上彻底消失。在中国几千年来文化制约权力的这种模式也就被彻底打破了。
没有了“士人”的中流砥柱，中共的魔性就如滔滔洪水在中华大地上肆虐，没有了阻挡。上个世纪中共荒诞的“大跃进”政策，由于再也没有了 “士人”群体的力挽狂澜，导致了三年大饥荒，三至四千万同胞被活活饿死。再发动疯狂的文革，运动中一开始就搞“破四旧”，彻底毁掉了承载传统文化的所有物质载体，目的是要抹掉人们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所有记忆。十年文革浩劫，破坏极其惨烈，使整个社会秩序、国家的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经短暂的修整后并没有停下“亡天下”的脚步。一方面对于历史与文化的真空，用在邪党理念指导下系统篡改和歪曲过的古代史和近代史，以及邪党的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文化来持续填补。从幼儿园教育开始一直到博士毕业，在整个教育链条中，邪党用马列邪党文化全程强制洗脑。另一方面继续挥舞暴力的大棒打压和扼杀良善群体。1989年，血洗天安门广场，屠杀为了要求民主改革而请愿的学生，彻底扼杀了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人中残留下一点勇气与良知。1999年开始残酷镇压信仰“真、善、忍”价值理念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对这个毫无政治诉求，而是用行动在复兴传统价值观的善良修炼群体，中共邪恶用尽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最邪恶的手段，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在中共的邪政肆虐之下，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变成了什么样？自然环境，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及对环境的污染，长期阴霾笼罩，山河暗淡；官吏没有道德引导和法律约束，贪腐成性，无官不贪；每个行业背后都是黑幕重重，钱权勾结，从三鹿奶粉到莆田系医院，惟利是图，职业操守无存；骗子遍地，电信欺诈无孔不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随波逐流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专家、教授追名逐利成为权力与财富的附庸甚至帮凶；功利、投机、期望暴富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作为国家希望的年轻一代，在邪党的引导下普遍价值观扭曲，钱与权成为最渴望追求的目标。中共以牺牲环境和后人的利益为代价，在国内压榨百姓，在国际上行欺诈、破坏规则，一度使所操控的社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不可一世。然而“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想想当年物质上极其奢华，而精神上极其堕落的庞贝城，一夜之间就为火山灰所覆灭。天下已经被中共邪党带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还不仅如此，中共邪党操纵整个国家机器甚至渗透利用海外势力，来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者，所造下的罪业如山如天。这场针对中共而来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就是中共邪党招来的可怕天谴，目前已经祸及到了整个世界。和中共走得越近的，疫情也越严重。整个世界面临存亡的危险。如果人类都被邪恶所操作和胁迫，道德堕落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就必然会被上天所淘汰。
几百年前，顾炎武看到天下可能面临存亡的危险，振臂高呼，为天下的存亡而吹哨。今天法轮大法弟子在长达二十年残酷迫害的腥风血雨中，不仅始终坚守和实践着“真、善、忍”价值理念，同时持续在唤醒着世人的良知。在反迫害中，真正揭开了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和毁灭人类的真实企图。这使得众多生命觉醒了，三亿五千万人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抹除了兽印。法轮大法弟子表演的神韵晚会真正再现了中华神传文化，使濒临危亡的天下，又迎来希望的新生。
朋友，您看清楚了吗？中共邪党不断的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规则，毁灭着一切道德价值，它才是世界上企图毁灭人类的真正病毒，真正的毒瘤。作为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让我们携起手来，真正承担起道德责任、肩负起道义担当，坚决的摒弃邪党，让我们凝聚正义力量，重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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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