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从六四幸存 林洋鋐为反送中辩护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6月04日讯】六四前夕,香港律师会5月28日改选理事,人权律师林洋鋐以3109票当选,成为今届改选的“票王”。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天明,一整夜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六四屠城的林洋鋐,去年反送中期间为被捕的抗争者奔走辩护,他接受《珍言真语》专访时表示,六四与反送中抗争“出奇地相同”,让他同时见证了人性的“美丽与丑陋”,但他认为,“极权的统治无法粉碎人性美丽光辉的一面。”

1989年5月,本名林耀强的林洋鋐前往北京天安门,声援抗争的学生,当时他就读中大工商管理学院,是学联代表会主席。为期一个多月,每晚就睡在天安门广场,他因此目睹这场残暴屠杀,最终在北京同学的簇拥掩护下,带着一份“生死嘱托”,逃离屠城的枪口下……

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第一辆解放军装甲运兵车驶上北京天安门,从林洋鋐左边疾驶而过,“它开得非常快,时速60至70公里。而它完全没有想停下来,当时长安街上有很多市民,它就那样撞过去……”愤怒的民众试图阻止它,但失败了。气氛开始紧张起来,不断地有学生死难的消息传来……

凌晨一两点,林洋鋐看见地上闪著军队开枪的火花,一列约逾百米长的军队向毛泽东遗像推进,突然一辆两节车厢的巴士朝着士兵迎面冲撞,“我想这个司机是想要自杀了,但当巴士快撞到士兵的时候,它又停下了!”士兵冲上前抓下驾驶座上的司机,压倒在地,并用枪杆不断地暴打。一位工人走向前,怒喝士兵停手……

“这时我们听到枪声,后面有人大叫:快去救他!”原来工人中弹了,林洋鋐与七八个人抬起受伤工人,他发现工人背脊中弹,像开着小水龙头不停地流血,眼睛翻白,已无气息。

惊慌的他,却没离开天安门广场,直到4点40分,五六个解放军冲向自己,“当时我就坐在纪念碑的最顶层,我和他们的距离大概只有3至4米远,非常的接近。如果他们向我开枪,我必死无疑。”

“这时我身边全部的北京同学,他们没有商量过半句话,就走到我身边,用身体密密的包围着我,然后推着我离开纪念碑的顶层。”

他们一边推著林洋鋐,一边对他说:“小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得已经够多了,你必须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回首历历往事,林洋鋐语气低缓,情神肃穆深烙著无尽哀伤,“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仿佛我作为香港人,就有权利回到香港继续享受我们的自由,而他们要继续去承担这个沉重的苦难。”“仿佛他们知道,在很多年以后,当年的爱国民主运动会被污蔑成反革命的动乱。仿佛他们知道,他们死去的同学,会被污蔑成暴徒。中共也会用谎言掩盖当年屠城的事实。”

“他们不去在意、理会自己会不会中枪,所为的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要求:让我活着回香港,把北京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林洋鋐说:“当时北京牺牲的民众给了我一个非常沉重的托付。”

31年来,六四前夕不管如何忙碌,也不管每次的回忆都是苦痛,他都会奔赴每一场演讲,“无论是社区的会堂,甚至中学、大学、小学要我去分享北京89民运中共如何镇压学生,无论多少人邀请我,我都一定会去的。我会讲出这一段历史,让世人知道当年中共政权对人民做出的暴行,我的责任就是将这个事件见证出来。”

“当年北京的学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前途、名利唾手可得,但他们为了中国能拥有民主与自由,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的前途,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其实是很高尚的情操。”

他说,他还见到许多中共党政干部、不同年纪的北京市民,陆续走出来去支持学生,“以致到在戒严之后,北京民众听到有军队入城,而冲去东单,我和他们一齐去过那里,尝试拦截军车。”

“这些都是我们见到人性光辉美丽的一面,这也是支持着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的一些很美好的特质。而在去年反修例运动,我见到相同的一些特质。”

去年反送中期间,他为被捕的年轻人奔走、辩护,这让他见证两场历史性的民主运动,“30年前后,出奇地相同,证明人性的光辉美丽,并没有消失,并没有因为强权的压榨和监控而消失。”

在警局里,林洋鋐接触被捕的年轻人,“可能是做IT工作、做仓务员、学生,或做装修工作,是我们身边不折不扣、平凡不过的香港人。他们为了保卫、守卫我们自己的制度而牺牲自己,走上街头。他们身体可能会受到伤害,更可能是押上自己的前途。”

见证人性光辉,也目睹人性丑陋。他看到六四后邓小平慰问戒严部队,而从此官商权贵陆陆续续开始为中共解脱,涂脂抹粉,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过人”,“这些人应该出来对质,起码我们这些见证人都没有死。”

“甚至有些歪理出现,‘当年的镇压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这样屠城,这样杀人,才可以换来多少年的经济(发展)’,这些完全是泯灭良知的话。”

而今他又见到香港官商权贵漠视港警暴力,公开支持港府、港警,“因为个人名利,陆陆续续靠向政权那边,这是另一个我觉得和30年前一个何其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它很丑陋的一面。”

当年自中大工商管理学院毕业,投入营业员工作。之后他重回大学读法律,进入政府做过政务官,后来开了律师楼,“法律是香港很重要的一个基石。英治时代,香港没有民主,不过因为在法治的制度之下,人的自由和权利,基本是受到保障的。我决定去执业,就是希望可以守卫这个法治,可以作出贡献。”

5月21日晚,中共宣布将推行港版国安法,当晚他前往中联办前抗议,“心情非常之沉重、很愤怒,虽然有消息说一百多个防暴警察去了中联办,不过我们没想那么多,只觉得必须要去发声、去控诉中共政权背弃自己的承诺、践踏一国两制,必须要去谴责它。”而当天也是他的生日。

“香港人需要去守护自己的城市”,他说,中共立恶法,就是以“国家安全之名,不断扩大定义,然后去打压异己的一些伎俩。”今后香港言论自由势必受到威胁,律师可能成为高危职业,“不知道(中共)会不会抓我们。”

“但是作为律师,我跟我的同事都一定会尽力去做我们的天职,无论政府是不合理的,还是我们见到一些被压迫,或者弱势的人,我们都会帮他去发声。”

刚选上律师会理事的他说,“我们一定会提出就这一件事(国安法),希望在律师会是可以表明态度,这是一个与法治有关的,究竟我们这个司法制度、我们香港的法治能否保存呢?这个很重要的。”

今年港府以限聚令阻挠,致使31年来香港第一次无法举行“六四”烛光悼念会,但他一如既往,6月3日晚间前往中联办前悼念当年死难的学生和北京市民,“6月4日,今年只要维园不封,我都会去的。”

“我在这三十年的经历里,我只想说:极权的统治是不会将人性美丽光辉的一面粉碎的,我们仍然会活出这一个部分,会唾弃那些‘丑陋’。在历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极丑陋一面的人,我将会和他们划清界线,不会走进他们那一个群体里。”

“中共的打压越来越大,监控越来越强,到底选择(彰显)人性光辉的一面,还是丑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

30多年来,林洋鋐兑现北京学生与民众的生死托付,也延续他们不灭的人性光辉……

以下为访谈内容整理。

学生身份参与中英联合谈判 见证民主写入《基本法》

记者:这次律师会相当有意思,“8、9、6、4”(“开明派”林洋鋐4号、彭皓昕6号、蔡颕德8号、黄耀初9号)这四个人当选,有什么感受?

林洋鋐:这几个编号很凑巧,这次有几点值得注意,从来没有律师会有这么多会员投票,以往可能几百票已经当选,今年是6000个以上的会员投票,接近6成,竞争也非常激烈,有些同事以几十票之差胜出,这个这么激励的竞争,我想反映出业界对今年出现的议题很关注,包括一些法治的议题,最近国安法的问题,去年反修例引发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么多的会员踊跃投票。

记者:你上一届拿了1300多票,这次拿了3000多票。

林洋鋐:是的,上一次我与张达明讲师一起竞选,当时张达明是以最后一席1600票当选,我是1300票落选的,这次大幅度增加到3100多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显示会员都很关注律师会,也很关注香港的法治情况。

生日当天闻国安法出台 马上到中联办示威

记者:你当选之后,香港又面临一个新的法治冲击。港版国安法宣布启动之后,你以前学联代表的身份去中联办抗议,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你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林洋鋐:我这一代人对这个变化有很大的冲击。在三、四十年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亲身经历中英联合谈判,看着《中英联合声明》草议,参与《基本法》的讨论,作为学生当时一直要求将民主的成分写进《基本法》里。而当年承诺的高度自治,即除了国防、外交之外,由香港享有高度自治,这些承诺不仅写在《基本法》里,不仅只是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里,而且由中国领导人、由最高领导人到不同层级的官员不断去重申。

而今天那个国安法,包括将内地有关颠覆中央政权、分裂国土这些,在内地非常之恶名昭著以作为去镇压异见分子,这样的罪名带来香港,而且还说会在香港成立它们的执法机构,这完全将当年的承诺撕破。

我想很多代人,特别比我更年长的人,在我小时候告诉我,“中共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可以相信的政权。”当时我们年轻依然都希望相信中共这次真的会实践它的承诺。在它富强起来之后,它们撕破脸皮,完全无视当年对香港人的承诺,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而做出这个港版国安法。

经历这三、四十年的变化,由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中年人,虽然我已经很少自己走出去示威,但当天我很愤怒,也很难过,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完全没有什么心情去庆祝,与太太、女儿吃完饭后,我就决定去中联办示威。

国安法拿掉防火墙 动摇一国两制香港根基

记者:那天与陈清华(1989年学联代表团成员)就立即决定去?

林洋鋐:我们在八、九点的时候一直看这些新闻,心情非常之沉重、很愤怒,我就很快,我们很简单地做了那个横额,就去了中联办。当时已经有消息说有一百多个防暴警察去了中联办,不过我们没想那么多,只觉得必须要去发声、去控诉中共政权背弃自己的承诺、践踏一国两制,必须要去谴责它。

记者:香港人要自己守护自己的城市。

林洋鋐:香港人需要去守护自己的城市,但也都知道其实这件事是不容易的。我们回顾不同地方的历史,无论捷克当年被苏联中共入侵,或者看回台湾的历史,在强权的镇压之下,普通人民可以去做的事情不多。我想我们还有一些可以做事的空间,包括坚持说真话,坚持将一些不对的我们要指出,这其实依然是很重要的。

记者: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很多香港人很震惊,这个时候正如你所说的,要讲真话,大家应该怎样去说真话呢?要怎样的勇气去讲?

林洋鋐:高度自治的承诺是很庄严的,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承诺了,而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要打破这些承诺呢?据人大发言人说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即看到过去的9个月,但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谎言。

反修例运动有哪一条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反修例运动里五个诉求里,要求独立调查委员会、要求撤回修例,甚至要求特赦一些被捕人士,没有一个与国家安全有关。这些就是在内地常见的一些莫须有,即以国家安全之名,不断扩大定义,然后去打压异己的一些伎俩。

就是在香港也看见有很多内地的,连一些去追查毒奶粉的责任、追查四川豆腐渣工程令很多学生丧命的这些维权人士,都会被变成是颠覆国家政权。这些对香港来说很陌生的,所谓莫须有的政治罪名,其实是恶名昭著,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压异己。那还有没有其它国家安全的危险?香港唯一的一个曾经提出“港独”的香港民族党,都已经取缔了。那你(中共)告诉我有什么国家安全,以致你要将一个三、四十年,在国际上对香港这么重要的承诺,可以随便撕破,很明显见到是当权者想进一步监控香港,不想听到反对的声音的一种做法,而不是现在很多人讲的有国家安全问题。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九成九是“和理非”,有多少人是真的现在想独立,这些都是一些借所谓国家安全之名。不过很可惜,我看见香港很多人,香港政府高层不讲了,他们完全脱离了香港的民众,完全不是为了香港人的利益,连一些商界的人或知名的人都去附和。但我可以理解,因为中共政权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威逼、利诱,如果你不靠边站,你将会被打压,我明白会是这样。

我相信未来十年、八年甚至可能更短的时间,这种大家要靠边站、靠政权那边去站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将来我们要去讲道理、或者讲真相,将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越来越困难。

记者:律师会有没有要求你们对港版国安法表态?

林洋鋐:我们还没有进入律师理事会,还没有机会。不过我们一定会提出就这一件事,希望在律师会是可以表明态度,这是一个与法治有关的,究竟我们这个司法制度、我们香港的法治能否保存呢?这个很重要的。

大律师公会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一些与法治相关的问题,包括你(中共)派驻香港的机构,其实这个很难,基本上与《基本法》条文不相符,而且这个全国性的法例如果在香港颁布的时候,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也不是“高度自治”的那个范围内,因为它不是国防外交的部分,这样随意去为香港立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非常坏的先例,将会令“两制”消失。当香港变成了像内地的一个城市的时候,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

记者:如果真是实施了港版国安法,律师的职业前景怎么样?

林洋鋐:没有想个人前景了,现在,香港已经变成不再是香港了,我们不再是活在我们以往认识的香港之下,生计(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它东西都已经完全不同的时候,这个(国安法)是更加令人担忧、令人关注(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开始想是不是要再找另一个地方生活,申请移民台湾的又再增加,其实这些(恶法)是触碰了香港人的底线,因为我们去年的反修例(运动),其实所反对的就是不想将香港司法制度的防火墙拿掉,因为这样对香港的整个法治、整个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进一步(推行)国安法,不单止拿掉这个防火墙,直接颁布法例,而且还说它(中共)来香港执法,我们早年很担心的那些(事件),即“铜锣湾书店”,什么“洗头艇”等这些问题,现在直接会在香港派驻机构去执法,这些完全动摇了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一些根基,这次触动到香港人的那条底线。为什么连国际社会,一向为了跟中国做生意都不怎么出声,而今次却会有这么多的声音呢,就是因为今次的影响真是非常之大。

记者:会担心今后像大陆维权律师那样吗?

林洋鋐:不知道,不知道(中共)会不会抓我们。现在我们就著一些(事情去)挑战政权、政府,是经常都会有的,在我们的制度之下,我们去控告政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普通法里确保(了这个权利),在我们的法治制度里,什么叫人人平等呢?连政府都是平等的,即是你(政府)都要守法,所有我们可以去就着它不守法的地方,去控告政府,这个很正常。

但将来不知道(会怎样),因为所谓颠覆中央政权,究竟香港政府是不是中央政权的一部分?你去挑战它,行不行?是不是叫做颠覆它的政权呢?或者说“林郑月娥下台”以后不可以讲的呢?警察需要对不合法使用暴力的行为去负责,这些是不是都在颠覆中央政权呢?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想作为律师,就是希望秉持公义,为一些弱势的人发声,将来即使会很困难,作为律师,我跟我的同事都一定会尽力去做我们的那个天职,对于政府不合理的,一些被压迫或者弱势的人,我们都会帮他去发声。

30年首次取消六四晚会 恐再难发声

记者:1989年6月4日,你去北京见证了六四的屠杀,过两天就是6月4日,31年来香港第一次没有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又要面对“国安法”,心情是怎样呢?六四那天怎样去纪念这个日子呢?

林洋鋐:我和当年一起去北京的同学,会在每一年的6月3日晚上前往(香港)新华社,即现在的中联办,因为我们(1989年6月3日)在8点多钟的时候,离开北京饭店,去到天安门广场,所以我们每一年,那个时间就会去到中联办。我们会在中联办外面悼念当年死难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我会烧衣纸,我的同学就会祈祷。

那么多年来六四我都会去到维园(维多利亚公园),今年,只要维园不封,我都会去的。现在政权就用了一个限聚令的原因而不批准(六四集会),我觉得这未必是最令人担心(的事),因为限聚令总会有一个完结的时候,反而,当港版“国安法”真是通过的时候,那个挑战就会很大了,当我们再次在台上面喊“结束一党专政”,甚至只是说“建设民主中国”,或者说“追究屠城责任”,可能都会被理解为是颠覆中央的政权,我想这会是一个完全改变香港面貌的一个转变,如果我们因为这样,而在第31年开始,不再在香港见到六四的烛光集会,这也会给全世界见到,中共的监控,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香港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异见声音,也不会容许香港像过往那样发出有良知的声音。我想这是会令人很难过的。

亲历六四 天安门广场士兵在身边动武

记者:请回顾31年前,最难忘的那一刻。为什么我们还要纪念六四?它有什么意义呢?

林洋鋐:有两个时间,大概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多,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当时应该是第一辆的装甲运兵车(驶了进来),我面向天安门城楼,那辆装甲运兵车在我的左边急速驶过,然后右转长安街。我小的时候以为,装甲运兵车是一些速度比较慢的坦克车,原来不是的,它开得非常快,它很高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0至70公里。而它完全没有想过停下来。当时在长安街上有很多市民,它就那样撞过去。当时的民众非常愤怒,想尝试去拦阻这辆装甲兵车,阻止它前进,那当然是不成功的,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拦截它。那一刻开始,气氛比较紧张了,然后不断听到了在东单、西单有死难学生的消息。当时我留在广场北边的工人自治区,我一直留在那里。

大概到了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有一列长长的士兵,他们一直从西面操向东面。他们向前推进的时候,我看到地上偶尔有火花,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向地下发射,我相信那是开枪后的火花。就在这个时候,当最前列的士兵快去到毛泽东像下面的时候,有一辆北京的巴士,它是有两段的,中间有像风琴一样的折。这辆巴士朝着那一列长长的(超过100米的)士兵正面开上去,当快要相撞的时候,巴士停下来了,然后突然转弯,撞向那堆士兵的中间。我想这个司机是想要同归于尽了,但当巴士快撞到士兵的时候,它又停下了。前列的士兵冲上去,抓了这个司机下来,司机被压在地上,士兵不断的用枪杆打他,司机躺在地上,被打得完全失去了反应。

在这个时候,北面有两个工人走了出来。其中一个非常的愤怒,怒喝士兵停手。他手上拿了一个玻璃瓶,当时他就扔了过去,叫士兵不要再打了。长安大街非常宽,玻璃瓶扔不到那些士兵,那个工人走开了20多米,这时候我们听到了枪声。那天晚上一两点的时候不停的有枪声,所以当时我没有太留意,也不知道那个危险性。后面有工人大叫:快去救他。我(可能是唯一在场的香港人)就跟随着六七个北京工人自治区的工人走了出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抱着一个垂死的人,我没有想像到会是那么的重。当时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都是男生,我记得我一只手拉着那个人的手臂,另一只手就托着他的背脊,大家一起将他抱起,是非常的重,那个人差点儿就坠落在地上。当我们抱起他,把他的身体打平后,因为当时他是向着士兵的方向,我相信他是前面中了枪,我们抱起他的时候,他背脊这个位置,就像开着小水龙头一样,血不停的往出流。我们抬着他,将他带到20多米远的工人自治区,放下他。当时我看到他已经反眼了,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被救援,虽然大家都说送他到救护站。但是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气息了,眼睛已经反白了。那一刻是我第一次,在广场上接触到士兵开真枪去杀死当晚的学生或工人。

北京同学:你必须要活着回去 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当时我非常惊慌,我当时想:广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就留在广场上,我从2点多一直停留到4点40分(直至解放军士兵冲上纪念碑时)。当天晚上我最难忘的就是4点40分那时,当5至6个穿着迷彩服装的解放军士兵手持冲锋枪,冲上纪念碑的时候,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我记得大概在4点20分,整个广场的灯都熄灭了,漆黑一片。大概在4点40分,有四盏灯亮了。

我留在广场差不多一个月,我每晚都在广场睡觉,但我从来没有在晚上看到过这四盏照着纪念碑的灯。平时的灯都是在顶上亮的,这四盏灯是在中间亮的(好像中间有多个圆圈,从四边照射过来像舞台一样)。然后有五六个解放军士兵冲过来,当时我和他们的距离大概只有3至4米远,非常的接近。如果当时他们向我开枪,我必死无疑,因为我就坐在纪念碑的最顶层。

而这个时候我身边全部的北京同学,他们没有商量过半句话,就走到我身边,用他们的身体包围着我,密密的将我包围着,然后推着我离开纪念碑的顶层。他们一边推我的时候一边对我说,他们叫着我的名字,说:“小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你必须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就这样他们把我半推半拥的,将我推了下去。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其一就是,仿佛我作为香港人,我就有这个权利回到香港继续享受我们的自由,而他们就继续要去承担这个这么沉重的苦难。第二,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当他们都不去在意自己,不再理会自己会不会中枪的时候,他们所为着的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要求。这个卑微的要求,就是让我必须活着回去(香港),把北京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人。仿佛他们知道,在很多年以后,当年的一个爱国民主运动会被污蔑成一个反革命的动乱。仿佛他们知道,他们死去的同学,会被污蔑成暴徒。也会用谎言(掩盖)当年屠城的事实。

所以这31年来,无论是一些社区的会堂,甚至中学、大学、小学让我去分享当年北京八九民运(中共)如何镇压学生,无论多少人邀请我,我都一定会去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托付,对于我来说,当时北京牺牲的民众给了我一个非常沉重的托付。所以这么多年来,无论我的工作有多忙,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每年的5、6月,我都会去讲出这一段的历史,让世人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当年中共政权对人民做出的一个暴行。我的责任就是将这个事件见证出来。

当年北京与香港轨迹相同 学生牺牲自己守护我城

记者:去年反送中的时候,很多人都将香港的抗争运动与当年的六四屠杀作对比?

林洋鋐:有两件事是令我很深刻的,我经历的89民运和去年的反修例运动很相似。

第一点是在整个运动里,我们见到人性光辉美丽的一面。

我记得我在89年5月13日到北京的时候,去到天安门广场,很混乱的,但是在混乱中也很有秩序。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有几百个同学扎著头巾(红头巾)在绝食。而他们的绝食(方式),和我们当年香港的方式不是很相同。我们小的时候,参与社会运动,48小时、72小时去绝食,但是当年的北京学生是无限期绝食,他们真的以死明志。而北京的学生当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不需要去同流合污,只要选择不发声,继续(过日子)的话,他们将会是前途、名利都会(唾手可得),但当年他们不但将自己的前途,甚至将自己的生命押上,这其实是为了令当时中国能够有民主和自由。他们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为了国家有更好的发展,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的前途,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其实是很高尚的情操。

在绝食期间,我见到党政干部陆续走出来去支持学生,不同年纪的北京市民都走出来支持学生,以至到在戒严之后,北京民众听到有军队入城,而冲去东单,我和他们一齐去过那里,尝试拦截军车(用身体躺在路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见到人性光辉美丽的一面,这也是支持着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的一些很美好的特质。

而在去年反修例运动,我见到相同的一些特质。

当时的修例就是要将香港和内地的法治的防火墙拆开。而当时(被捕的)香港的年轻人,我在警察局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年轻人,可能是做IT工作,有的做仓务员,有的甚至是学生,或做装修工作,是我们身边不折不扣,平凡不过的香港人,而这些香港人为了保卫、守卫我们自己的制度而牺牲自己,走上街头。我们见到警暴的发生,知道他们身体可能会受到伤害,更可能是押上了自己的前途,而他们都是为了守护香港的制度。

这些其实跟我在31年前所经历的89民运很相似,是人性很光辉美丽的一面,也因为这样,令到身边的人很感动,也因为这样,而令到当年的89民运有这么广泛的支持,这次的反修例运动,也是因为见到的人性的光辉美丽,而牵动了整个国际社会,令大家都如此关注香港。

极权无法粉碎人性光辉 美丽与丑陋一念间

我觉得这30年前后,就是出奇地相同,证明我们所说的这种人性的光辉美丽,其实并没有消失,并没有因为强权的压榨和监控而消失。

两个运动另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令人觉得很悲哀的就是人性有丑陋的一面。

89年6月9日邓小平慰问戒严部队,当时所有人,包括我们都会记得查良镛说,“(六四事件)伤害了很多人的心”,因为当时还有个希望,希望邓小平可能是会出来拨乱反正,但是想不到邓小平是慰问戒严部队。而由那一刻开始,我们又见到很多的官商权贵陆陆续续开始为这个政权去解脱,涂脂抹粉,甚至到今时今日,有的人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过人”。这些人应该出来对质,起码我们这些见证人都没有死,而有的人开始去说,“广场没有死过人呀”甚至有些歪理(出现),就是说“当年的镇压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这样屠城,这样杀人,才可以换来多少年的经济(发展)”,这些完全是泯灭良知的一些讲话。

而我们见到在反修例运动中都有相同的情况,当运动发展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活生生地见到警察在镜头面前很清楚地滥用暴力,非法使用暴力,残害香港人,他们在维护一个不但没有代表性的,完全脱离香港民众的,(损害)香港市民利益的,甚至是出卖香港一些官员的(政权),我们见到陆陆续续有一些官商权贵走出来去支持这个政府,和支持警察的暴行,我想这个也是和30年前,89民运之后,我们见到官商权贵陆陆续续因为自己的原因,因为个人名利,陆陆续续靠向政权那边,这是另一个我觉得和30年前后一个何其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它很丑陋的一面。

我觉得中共的打压只会越来越大,监控越来越强,到底选择(彰显)人性光辉的一面,还是丑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

但是我在这三十年的经历里,我只想说:极权的统治是不会将人性美丽光辉的一面粉碎的,我们仍然会活出这一个部分,会唾弃那些“丑陋”。在历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极丑陋一面的人,我将会和他们划清界线,不会走进他们那一个群体里面。

(转自香港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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