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是中国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纣王在鹿台自焚后，周武王对姜子牙说：“要另当捡出纣王骸骨，以礼安葬。”姜子牙领命，吩咐军士整理纣王遗骸，具为衣衾，以天子之礼殡葬。
中国古文化素有“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即可以灭掉一个国家，但不绝其后嗣。周武王保留殷人的祭祀，并让纣王之子武庚继承商的王位，统管殷商部分旧地（今河南安阳），又安排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商都附近，行使监国之职。
先秦时期，周朝国民称黄河流域下游地区为“东夷”，殷商也在这一区域。称对方为“夷”并非歧视，上古时期，东夷与炎黄东西相对，同为后世汉族，尤其是北方汉族的重要组成。三国时韦昭对《国语》之《晋语八》的注释，就有“鲜卑，东夷国”的记载。不过，这与秦汉以后史籍中出现的“东夷”没有直接关系。秦朝以后，“东夷”延伸为对东方之外民族的泛称。
到周成王即位后，武庚趁周朝初定，成王年幼，便联合蔡、管、霍诸侯国一起反叛大周。成王的叔父周公率军东征，历经三年平定叛乱。为防殷商遗民再次暴乱，成王封姜子牙于齐，封周公长子姬伯禽于鲁，以齐鲁两国镇守东夷。周公为了长治久安，制定典章，制礼作乐，规范国民道德。在周朝礼治、齐鲁两国的教化影响下，东夷之势渐渐或逃或亡或融入周朝。
殷商灭国后，能征惯战的殷军统帅攸侯喜率领的10万主力大军，以及林方、人方、虎方等部落的15万人，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境际中突然失踪了。这25万殷商军民的去向，由此也成为历史的疑案。
三千年后，历史考古界发现一个事实，在追溯史上的遗迹时，发现殷商遗民失踪的同时，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上突然兴起新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更令人讶异的是，当地出土的文物玉圭、玉雕含有大量甲骨文。据专家考证，这些玉圭上所刻正是殷人先祖的名号。当地现存的传说、风俗、语言习惯等，也都带有强烈的殷商文化色彩。
因此学界推测，殷商大军遗民一部分随着他们的军队首领到达中美洲；另一部分则是从山东半岛越海迁徙到东北辽东一带。在此地，他们遭遇了另一支源远流长、顽强彪悍的民族——肃慎。东夷鲜卑远道而来，无力与肃慎发生纠纷冲突，便继续北迁。一直到高寒多林木的大兴安岭和水草丰美的蒙古东部草原，逐渐演变为先秦鲜卑的生息之地。
东夷鲜卑源于中国，是标准的华夏子民。在历史进程的驱动下，他们不断变更、迁徙，因外在环境的影响，甚至外貌、风俗和生存的习性也发生重大改变，单就血缘来看，他们的血统来自华夏。
中国古代被称为“神州”，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流传着大量的神话、神迹，但是中原先祖一旦远离中土，也就逐渐失去神传文化的熏陶和运化，加上外在生存环境的苛刻与局限，游牧便成为东夷鲜卑的主要生存方式，并衍生出与此相关的生活风俗和饮食习惯。
遗传学证实蒙古人和殷商的渊源
迁徙到蒙古高原的殷商各部不断融合，随着历史的演变，他们的子孙以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等角色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历经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一千多年的起伏演进，蒙古逐渐兴起壮大，并最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对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遗骨，经过数年的整理和测量，提出殷墟人骨存在三大人种成分、五个种族类型的观点。其中，第一型就是典型的蒙古人种（Classical Mongolid）。现代生命科学从遗传学的角度，证实了蒙古人和殷商的渊源。
蒙古出身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他们的血统同样来自华夏，他们都是纯种的华夏人，蒙古人是纯种的中国人。只不过后世因区域的限定、华夷观念的阻碍、国际格局的组合与划分，把本是来自华夏的民族，划为了外域，把成吉思汗的国籍划成了外蒙古，把忽必烈创建的大元王朝视为是外夷对中原的入侵。
沿着历史的脉络，消失的25万殷商大军，他们从遁迹的历史空间回到现实，也像历史的“话题之王”，带着曾经的神秘，成为学界研究的课题。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