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英，山西洪洞人，早年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25年2月加入中共，同年8月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长期从事中共情报工作，属于中共高级特工。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中共华北联络局（北方局情报部）副局长，中共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晋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华北军区敌工部部长等职。1949年10月中共夺取政权后，当过山西省省长、省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等。
王世英挨整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二是反对康生胡乱整人。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实际的负责人，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和康生都是蛇蝎心肠，王世英自然在劫难逃。
王世英反对毛泽东娶江青
王世英，山西洪洞人，早年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25年2月加入中共，同年8月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经是中共高级特工。1949年10月中共夺取政权后，当过山西省省长、省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等。
1938年，延安传出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的消息。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大感惊讶。王世英曾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对江青的底细很了解。江青从山东戏剧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演戏，名叫蓝苹，顶多算个三流演员，风流韵事很多，在上海滩很轰动，被国民党抓捕过，之后又放了。王世英纳闷，江青怎么跑到延安来了？她怎么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结婚？
为保险起见，王世英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开会时，专门回过头来看了看江青，以确认是不是蓝苹，一看，果真是上海那个。王世英马上找到曾在上海、天津特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陈雷，讲了江青在上海的事。随后，又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小组内讲了江青在上海的历史，建议大家联名给中央写信，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信写好后，王世英带头签名、按手印，其他一些人也签名、按了手印。但是，他看到签名的人太少，就把曾经和他一起在上海、南京工作过的地下党员的名字也写上。这些人签了名，没手印怎么办？他就将他的十个手指、十个脚指全用上，代替他们“按手印”，然后，将联名信上交中共总书记张闻天。
当时，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军长项英打来电报表示：此人不宜与毛泽东结婚；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也打来电报说，江青在上海跟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有往来，怀疑蓝苹是国民党派来的秘密特务。
张闻天接到王世英的信后，感到问题严重，综合上述多人的意见后，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很婉转的说，你跟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比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由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看信后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的着？”第二天，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摆了两桌酒席，真的跟江青结婚了。
当时有一个中共高官积极支持毛、江结婚，这个人就是康生。康生与江青都是山东诸城人。康生出生于一个有钱的大家族，据说江青的母亲曾在康生家当过佣人，他们可能早就认识。在延安时期，康生因为此前曾经照顾过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成了毛最信任的人之一。1937年，毛岸英经法国到苏联时，就是康生把他从法国接到莫斯科的。当时，康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毛岸英从小缺少人关心，康生对他嘘寒问暖，让他非常感激，这些信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给毛留下深刻印象。1937年11月底，康生回到延安，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得知毛泽东想和江青结婚时，康生立即站在毛的一边，并证明江青政治上没有问题。这使江青和毛泽东都很感激。王世英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等于跟江青结了冤。
王世英反对康生乱整人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经常遭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中共的老巢延安却一直没有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这使得毛泽东有条件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依靠谁来整风呢？康生是最佳人选。康生在莫斯科亲历过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他本人在莫斯科就直接整过在那里的中共代表团成员。
延安整风开始后，作为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认为延安“特务如麻”，特别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被怀疑是特务。康生专门搞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通过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大量“特务”。短短十几天内，有的单位竟抓出1000多个“特务”。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
1943年下半年，王世英写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指出：一大批人根本不是特务，却被当成特务受到打击迫害，并为已被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魏巍）等六人申诉。这一下触怒了康生。康生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王世英的鼻子，说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还在中央党校上千人的干部大会上，指使人公开污蔑王世英是特务。据王世英之子王敏清回忆：“父亲只是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回来跟我母亲讲，康生真不是东西，像疯狗一样乱咬人。”毕竟当时是战争年代，如此大抓特务，会失去人心，经过一段时间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狂热慢慢消退，王世英暂时躲过一劫。
1962年，王世英与康生的矛盾再次激化。当时，康生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诬陷国家五矿进出口总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监狱。王世英得知后，立即向康生说明情况，称王超北抗战时期在他手下做了很多工作。在中共最困难时期，把电台等奇缺物资运到延安，现在不需要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太伤人心了。但是，康生却毫不理睬。为了保护王超北，王世英继续与康生斗争，多次给中央组织部写材料。康生很生气，双方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王世英文革中被打倒
1966年文革爆发，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刘少奇当年是中共地下党的最高领导，王世英曾是他的部下。1962年，王世英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少奇分管中监委，王世英又成了他的部下。打倒刘少奇，必然要打倒王世英。于是，王世英成了中监委重点挨整对象。
1966年9月，中监委的第一批大字报出来了，矛头直指王世英。中监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王世英专案组”，动不动就把已身患重病的王世英叫去逼问，搞得王世英疲惫不堪，苦不堪言。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王世英把儿子王敏清叫到跟前，说想给周恩来写信，因为过去的历史，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于是，由王敏清代笔写了一封信，把他和康生斗争的前前后后都写了，认为康生这么整他，是想杀人灭口，希望周恩来派人过问。
此后，王世英一直惦记着这封信，每当有人敲门，便立刻起身问，是总理派来的吗？然而，却一直没有收到周恩来的任何回音。有人说，这封信落到康生手上。康生对王世英早就怀恨在心。现在，他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深得毛泽东和江青信任，有权有势，对他整的更凶更狠了。
王世英的儿子王敏清回忆说：“造反派闯进了我家，大喊‘王世英！站起来，交代你的罪行！’后来就冲着父亲脸上啪啪的挥巴掌……还有所谓的‘车轮战’，白天晚上不让你睡，怎么难受就怎么折磨你。”为了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江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王世英的家再次被抄，连屋顶都翻了。家里的存款、书籍、手表等贵重物品被一掠而光，暖气和自来水都停了。
王世英被迫害致死
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写下这样一篇日记：“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2月15日，王世英病情恶化，住进日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为在押重犯，没有任何自由，经常在病房内遭到审讯和人身侮辱。
“王世英专案组”一次又一次逼他写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1968年3月23日，他还向关押他的两名军人大喊：“康生有问题。”为此，江青大发雷霆。
直到临终前，王世英在插着氧气管、输着液的情况下，仍遭到审讯。1969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终年63岁。王世英去世后，造反派不许家人保留骨灰。时至今日，王世英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只有他生前的一副眼镜和他1962年痛斥康生的一首诗。
结语
著名作家聂绀弩晚年反思说：“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这个反思是非常深刻的。1949年前充当中共特务打入国民政府内部的人，1949年后几乎全部挨整。这深层的原因、教训，值得深刻反思。最基本的有两点：第一，颠覆中华民国是历史性的错误；第二，中共本质上是一个“假、恶、斗”的邪党。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