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名书画家的见证(上)

纪珍妍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1月16日讯】山东,是我们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始祖孔子的故乡,“兵圣”孙武的出生地,还有许多名人轶事,古代数学泰斗刘徽在这里作《九章算术注》,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代,所著《岳阳楼记》传诵千古。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地方,在经历了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大量古籍、书画等历史文物被摧毁后,从一九九九年至今,这二十多年来,又成为中共邪党迫害以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这些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中,不少是当今社会的菁英。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其中一位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王建中,他今年六十二岁,是一位著名中国书画家。他的书法和国画作品不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还在香港、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卢浮宫展出。他的作品并获得了二零一零年第十届法国巴黎中国文化艺术交流展金奖;国家级专业美术期刊《中国书画报》、《中国书画界》、《中国收藏》、《美术大观》等都刊载了他的作品及系列专访,大陆著名艺术评论家柯文辉老先生为其撰文发表评论。

二零零零年十月,王建中在中国书画界前辈支持下,在滨州组建了龙都书画艺术院并担任院长,当时的天津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学仲老先生闻讯后欣然题词祝贺。龙都书画艺术院成立当日,市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文联主席、书协主席等等到场剪彩祝贺,而齐鲁的政界、企业界、文化界等各界名流及民众都争相收藏王建中的书画作品。

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二零一二年底,王建中藉来美参加一个中美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之机,为了逃脱中共邪党的迫害,选择了以政治庇护身份留在美国,流亡海外。这其中的因由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王建中的故事。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王建中的生命轨迹

王建中的故事要回溯到一九九零年代,那时他已经获得了多个国内国际的奖项,作品和报导经常见诸全国和地方刊物,已经是书画界的名人,在滨州当地更是各级政府要员的座上宾。他的书法作品独具感染力,师古人之道,畅大自然真情、内蕴著先祖的智慧灵光,令人耳目一新,能让您观其字像深悟其内涵,受到艺术界专家学者的肯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王建中说:“一九九八年三月的一天,我在去上班的途中,就在闹市区过马路的时候,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过来了。我过马路之前还左右看了一下没发现有车。一辆摩托车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飞快的冲来把我撞出十多米远。路人把我扶起来,清醒过来后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得知这个小伙子是酒驾肇事。”“其实我被撞的不轻,从嘴到腮部都撕裂了。到医院后缝了六针,医生并诊断为脑震荡,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至少需要一个月。”

王建中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闻讯去医院看他,向他推荐法轮功,并介绍了自己炼法轮功之后受益非常大。听朋友这么说,王建中决定出院回家。回到家后,立即请了一本《转法轮》,开始学法炼功。

图2:王建中在阅读指导法轮功学员修炼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明慧网)

他回忆说:“阅读第一遍《转法轮》的感受还记忆犹新。看了开头之后就不想放下,越看越想看,字字入心,好像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和书中的法理溶在一起。虽然脑子刚刚在车祸中受伤,但看书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有‘脑震荡’创伤的人。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一口气读完整部《转法轮》。”随后,他连续又看了几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身体就完全恢复了。”亲朋好友知道后都说太神奇了。

记者好奇为何他连续看几遍《转法轮》,他说:“以前,因为中共的长期洗脑灌输宣传,我对神鬼什么的根本不相信。《转法轮》让我豁然开朗。其实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的,觉得很多道理一下子都明白了,同时又感到大法太深奥玄妙了,深深吸引着我。”

王建中表示,此前也有其他朋友曾经提起法轮功,但他没有上心。这次因为一场致命的车祸而有幸跟大法结缘,修炼大法,是因祸得福,因此倍感珍惜。为了让这么好的功法惠泽家乡更多善良的人,他和另一位同修一起全力洪扬大法。

风云突变 上天安门为大法说公道话 见证大法学员的壮举 迫害的惨烈

然而风云突变,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以倾国之力抹黑和迫害法轮功。王建中因为当时义务协调十几个炼功点,被视为法轮功的重要成员立即被抓,并被强制洗脑半个月,期间,他天天被迫观看中共为抹黑法轮功、煽动仇恨而炮制的谎言节目。

从洗脑班出来后,王建中坚持学法修炼。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他看到中共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构陷法轮功的谎言铺天盖地,于是决定要站出来为法轮功和师父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他与其他三位法轮功学员到了北京。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一批又一批法轮功学员从各地前往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为合法炼功权利和平申诉。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组织──“610”办公室则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代价阻止上访,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被严密封锁,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然而,仍有许多法轮功学员步行或骑自行车,甚至穿山越岭赶赴北京。一些人在进京途中被当地公安截回并拘留,另一些人则成功到达北京。

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上访经历,仍然历历在目。王建中说:“当时,滨州的交通要道都有警察拦截。因为我是被重点监控的对像,我和同修不得不赶到一个邻县城的长途车站,搭上了去北京的长途车。一上车,就感觉心里一切杂念负担不翼而飞,心里从没有过的一种纯净、轻松,美妙、殊胜的感觉悠然而生。”

他们是二零零一年的元旦这一天的上午抵达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入口,三位同修被警察盘问后立即被带走了。我走在同修的前面,警察没有拦我。可惜的是,我们准备的横幅都在他们身上,我只带着真相资料。”他回忆到:“我站在广场的旗杆附近。当时天空乌云笼罩,太阳被厚厚的云层遮挡,只能看到是一个微微发亮的圆盘,给人的感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我看到不断有同修站出来展开横幅,散发真相资料,呼喊‘法轮大法好’,太震撼了、太感人了。广场上密布警察、便衣还有武警,我看到同修被公安和便衣警察暴打,有一个女同修被打的失去了知觉,给我的感觉已经被打死了,还有一位男同修五十多岁被两个警察架著双臂往警车那边推拽,他的嘴里还在不停的大声呼喊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王建中感慨的说:“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大法好’的喊声此起彼伏。我看到这一切心情真是感动万分。”

“到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于是将手里的真相资料往人多的地方撒去,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喊出的那瞬间,感觉头脑非常清醒,俗世间的什么杂念都没有了,大脑全是空白,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感。”“转眼间四、五个武警跑过来抓我,我只是轻松躲闪,但他们就是抓不到我。后来,他们费了好一阵力气才在人群中把我抓住。”

他说,后来看明慧网报导才得知,当时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从政府官员、军人、知识份子、学生、商人,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有远在四川、云南、黑龙江、新疆的农民,连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访的遥遥旅途。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汇集北京城区的上访学员人数,最多时超过三十万,而北京城近郊区长期以来都有约七十万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据中共内部消息,法轮功进京上访以二零零零年初到二零零一年底最多,北京公安局根据新增的馒头消耗量,估算当时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高峰期超过一百万人。到二零零一年四月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达八十三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未作登记的。王建中是其中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

绝食抗议遭残酷迫害 保持正念冲出牢笼

王建中说:“武警把我抓到一辆武警大巴车上,在天安门看守所短暂关押后被送到专门关押上访民众的久敬庄。当时一个通常关押五、六十人的两间屋子里,关押了我们近二百多位大法学员,人人紧靠着一点缝隙都没有。大家一起背诵师父的《洪吟》和经文,声音虽然不大,但我感到大家的声音真的是撼天动地,房顶好像就要被冲开了一样。”

“之后,大法弟子被分别送往北京各个看守所。我被送到位于朝阳区的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这是一个对被关押的人员出了名残忍的看守所。进了看守所的大门,还有第二道遥控大门,大门两边是大理石围墙,看起来非常坚固,进去之后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

王建中说,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就是臭名昭著的北京七处,被判过刑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七处关押迫害过。该看守所的案件都归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审理,久而久之,七处就成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代称和别称。七处有个特殊任务,那就是配合中共一党独裁,充当中共打压百姓、迫害民众的专政工具,关押中共国特有的“政治犯”。

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团体后,七处再一次参与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所有被认定为重点的、坚持不放弃信仰的、610欲加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从区级看守所送到七处,由七处负责审讯侦查,关押短则两个月,长则半年,再转回区级看守所判刑,也有直接在七处判刑的。之后一般人都被判刑十年以上。迫害之初,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李昌、王治文、纪烈武,“控告江泽民第一人”──香港法轮功学员朱柯明、王杰等人,都曾被送到七处迫害,判以重刑。

二十一年来,明慧网突破了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收录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王建中的经历,揭露了该劳教所罪恶的冰山一角。他说:“开始的时候,所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关押在一个普通的号房里。警察强迫我们脱下冬衣,只穿背心短裤,在零下十度左右的气温下,把前后窗户全都打开,床上也没有被子,在这北方的腊月寒冬,那穿堂的风真是寒风刺骨,十多个人只给一条很窄的褥子。所有的同修紧紧的靠在一起背诵师父的洪吟、经文坚持了一天一夜,终于坚强的挺了过来。”

“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被分散到各个普通号房。警察让犯人们逼迫大法弟子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我被关的这个号房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我就给犯人们讲法轮功的真相,没有配合警察的要求说出姓名地址。”

“警察一看没有拿到他们要的,一天后把我关到了一个被判刑期一年的号房里(实际上,北京第一看守所也是监狱)。后来得知,这些所谓一年刑期的犯人,其实都是重犯,他们有的是杀人犯,有的是因为打砸抢被抓、非常凶狠的暴徒,因为这些人有门路买通司法部门,而被轻判为一年。警察指示这些犯人逼迫我报出姓名和地址,逼迫我放弃大法修炼。”

“在警察的教唆下这帮恶徒为了立功减期,软硬兼施诱惑恐吓,对我身体轮番暴打,被打的趴在地板上疼痛难忍,于是,我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酷刑迫害十三天。在绝食第十二天,我在迷糊中做了一个梦,梦境清晰:在一个古代战场上,我被团团围住,敌方包围圈很严密。但是我居然拼搏出一个突破口,挥舞着手中的利剑突围了出去。醒来后心想,我是不是有可能闯出看守所?但是又想:可能吗?在这个牢房里,犯人们凶神恶煞,警察看管的也很严密,围墙那么高还是两道围墙,围墙上还有电网,如何能逃的出去呢?”

结果,第十四天看守所警察再一次逼问我姓名和家庭地址。我就随口告诉他们──济宁市。于是,看守所就通知济宁市驻京办事处的公安开车把我接出了看守所。”

“济宁的公安开车把我接到他们的驻地大院。在准备进入一个楼房前,他们问我是否需要去卫生间。我说要。于是他们把手铐给我打开,看着我进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间。”进去后,王建中看到西墙的最上面有一个五十公分见方的小窗户,一点也没犹豫,立即爬到卫生间高处的窗户上,跳到相邻的又一个大院内,接着,他跑过了五、六十米宽的大院,依附着对面的楼下方的台阶,爬上一个四、五米高的院墙后跳入了又一个大院,向这个大院大门望去,终于看到了市区车水马龙的街道。

“那个时候,我感觉心情像是蓝天飞翔的一只小鸟,轻松舒展。”他回想当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那时我定了定神,自言自语:老王突围成功了!”

这时的王建中已经十多天没吃一点东西了,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像是悬在嗓子口,怦怦直跳。走到大街上,看到一辆出租车马上摆手,坐上车又去了天安门广场,下车前他在身上找仅有的一百元钱,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下面还有等著上车的,司机急了就说了声“不要了”,说着就把他推下了车。

“下了车我找到了那一百元钱,心想为什么不要我车费呢?车费最少也得二十元,这时,恍然大悟,心想是师父在帮助我呢。如果那司机收了我这一程的车费,我就回不了家了。果真,我回家的车票是九十八元。”他说。

“回到滨州后,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到附近邻县的同修家里住了几天。因为我知道家里一定是被严密监控著的。因为当时正好要过大年了,我还是决定回家了。”

(下文待续)

(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张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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