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狼外交”只是中共在国际上与美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步的是，中共试图重新定义源自西方的词汇，并在国际上推广中共的叙事内容。这一点，从美中5月7日安理会视频高级会议上，以及3月份安克雷奇会面上中共“战狼们”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
目前而言，中共在基本控制了二战以来美国一手建立的联合国体系之后，开始与欧美在“人权”、“民主”、“国际规则”等领域的话语权上展开激烈争夺。
中共在人权说法上变守为攻的过程
民主、人权等词汇，最初源自西方政治体系，中共对这些词语，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已提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西方对此嗤之以鼻，但这成为中共为自己恶劣人权记录开脱的方式之一。
自中共建政后，不断通过金钱及其它方式笼络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以达到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支持中共的目的。随着中共在2000年后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力量大增，有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共俯首听命。
再加上中共持续安插亲中共的官员担任联合国各机构高层职务，同时运用政治、经济力量恫吓各国，多年来，联合国人权大会没有通过任何批评中共人权状况的议案。
2017年，中共人权主张出现变化，提出各国独立拥有人权，即“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各国人权发展道路不能定于一尊”。这个说法的微妙之处在于，中共从之前对人权问题的防御性辩解，转变成了：中国的人权就应该和其它国家不同。
2020年3月，中共得到了由5国组成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核心咨询小组成员的席位，该小组负责选择联合国人权调查员。这之后，中共病毒在全球爆发，也使中共认为自己压制人权抗疫的模式具有“独特优势”。这之后，中共在人权主张上更具进攻性。
去年9月，习近平在与默克尔等欧盟领袖会晤时强调，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
在今年3月美中安克雷奇会面中，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面对面地用“黑命贵”运动来指责美国的“人权”问题，批评“美国在人权方面面临的挑战是根深蒂固的”，并“希望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得更好”。
这种不断变换词汇概念，以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是中共的特点之一。
中共变异“国际规则” 变异“人权”概念
无论中共对人权采取什么主张，在国际上总有一帮“小兄弟”支持。
近期，美国及其它一些西方国家认定，中共在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然而，3月12日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古巴代表64个国家作共同发言，赞赏中共的“人权成就”，批评西方借人权“干涉中共内政”。而所谓批评中共人权就是“干涉中共内政”说法，是中共历来对西方设置的第一重障碍，即用语言伪术迷惑对方。
根据《联合国宪章》及有关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不完全是一国的内政。《联合国宪章》规定“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这句话的表述中有“全体”两字。
其它国际人权公约如《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认为，国际社会有权因此而“采取适当之行动”，即干预他国“内政”。
布林肯5月7日在联合国的讲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中共为自己人权问题辩解的另一个理由是：稳定和发展大于人权。3月末，新疆宣传部副部长将中共在新疆的所为称为“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并认为此举的成果之一是新疆“已经连续4年多未发生暴恐案件”。
此言存在的一个明显问题是，为了不发生暴恐案件，中共可以为所欲为，抓捕百万人，甚至更多。这种涉及大范围的“去极端化工作”显然侵犯人权。
3月22日，欧盟、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对中共官员和安全实体实施了制裁。
对此，王毅却表态说，任何“单边制裁”都没有国际法的依据。
5月7日，王毅在联合国说，“实施制裁等强制举措必须以穷尽其它非强制手段为前提，以推动政治解决为目标。任何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都不具合法性，必须加以摒弃。”
这也是中共给西方设置的第二重障碍，实际上是让欧美通过正常的程序“申冤无门”。
中共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中共违反国际规则后，西方国家想申诉甚至制裁，但根据规则，必须通过联合国、WTO等组织。现实是，现在联合国等都是中共“当家”，随时可以联合“小兄弟”反对西方提案，而且中国本身就是联和国常任理事国，具一票否决权。
如此一来，西方国家针对中共的决议一个也通不过，所以只能认栽，之后中共继续在全球体系内为所欲为。这才是杨洁篪和王毅口中所说的“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的真实含义。而一旦欧美对中共发起制裁，中共马上给这些国家扣上“单边主义”的帽子，说违反了“国际规则”。
中共实际是把国内那一套熟练应用到了国际上，变异了整个国际规则。
在国内，民众受官方欺负遭受冤屈，想要上访。但是上访后发现公、检、法都是中共一伙的，冤案只能不了了之。这种情况与当今西方国家面临情况有类似之处。
川普政府在2018年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出于这种考量。时任副总统彭斯在讲话中说：“多年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在变本加厉地进行恶毒的反美国及反以色列的谩骂。”
中共在“民主”的说法上一变再变
中共在多个领域的说法一变再变，与习近平有关系。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及，“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与人权说法一样，在民主问题上，中共的主张自2017年之后开始更具进攻性。
中共一直自称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几年前，中共一度承认自身民主存在不足，但“需要时间”、“循序渐进”。2013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提出“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的说法。这也为之后中共在民主说法上以守为攻埋下伏笔。
2017年，在习在“十九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民主”摇身一变成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人民网索性进一步称“中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一度引发哗然。这段时期，中共基本还是停留在中共式民主与西方不同，所以“更适合中国”的论调上。
到了疫情全球大爆发、美国大选之后，杨洁篪在安克雷奇就当着布林肯的面，提及“黑命贵”运动，批评“美国国内很多人都对美国民主缺乏信心”。
对要求纠正变异国际规则的国家 中共视为挑战者
到了今天，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和组织中，有4个是由中共官员直接领导，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大约有30个联合国机构和组织签署了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备忘录，其中包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今年5月初G7会议上，欧美一致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论坛和世卫大会，但台湾仍没被世卫接纳，由此也可见中共多年来对世卫的经营和影响力。
换个角度说，自二战以来建立的联合国体系中，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已被中共窃走了相当部分。这里面有西方过去几十年对中共绥靖的原因，也有川普政府主动退出全球化的原因。如今拜登政府的困难不只在于夺回国际秩序的领导权的难度，现在出现了美中在各个领域话语权上的激烈较量。出于各种利益的考量，公开支持中共的国家不少。
目前习领导下的中共，作为现有变异国际规则的最大得益者，视要求纠正国际规则的任何国家为挑战者，同时声称自己是过去几十年“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
王毅5月7日在联合国称，国际规则应该“由大家一起制定”也是这个意思。
从一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中共迫切与美国争夺领导权，以推行中共叙事。
习近平在去年9月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自那之后的官方报导中，中共一跃变成了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者”。
国际上对习说法存在质疑。且不说习的承诺能否真的兑现，仅从美中承诺“碳中和”时间上来看，中共达标时间会比美国晚整整10年，而且习的承诺没给出中共“碳达峰”的具体碳排放量。
近期不断有报导揭露中共利用“一带一路”资助他国建污染严重的煤电厂，中资银行为他国砍伐森林而出资，而且2019年中国碳排量超过所有工业发达国家总和。但这都无阻中共气候特使解振华，在3月份与欧洲官员的视频会议上说，期待美国“迎头赶上”并发挥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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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