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喜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阳区洼里乡洼边村，衣食无忧，但并不是很富裕。父亲侯荣14岁那年离家外出学手艺，1949后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则凭借着自己经营，在农村买了几十亩地，靠地租生活，结果土改时被划为地主。1959年，侯德喜的父亲把全家接到了北京城里，住在单位的房子里。
文革开始时，侯德喜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来人，给厂里递了材料，随后就把他这个三年级的孩子五花大绑，戴着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书“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洼边村。和他一起被押送回村的还有我的他母亲李淑兰，他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但是他爸爸却没有被带走。
侯德喜后来回忆说，“父亲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妈妈娘家是清河的贫农，妈妈和我们这5个孩子怎么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后来村里的人告诉父亲，由于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学艺成了工人，脱离了关系，可妈妈和我们5个孩子却没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饭，自然就是地主。”
就这样，尽管侯德喜家没有一亩地，没有一个雇工，也没有剥削过任何人，仅仅因为与大伯没有“分家”，也匪夷所思的成了地主。实际上侯德喜的大伯在他四岁时就去世了，他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
被押送回老家后的那段时间，侯德喜一家天一亮就得参加生产队劳动，一直干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却比贫下中农少。晚上还要接受劳动改造。
“记得天上的‘三星’连成八字的一撇状时，我们就出发去地里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凌晨两三点，‘三星’变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时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经常是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除了劳动，我们还经常被绑去参加批斗大会。我母亲经常一绑就是一天，然后是街头游行。看到母亲被批斗，我和弟弟总是偷偷地哭。有时想给母亲送点吃的，但最终还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粮食，往往只能吃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我们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树皮充饥。” 侯德喜回忆说。
侯德喜的弟弟侯德富当时20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时他什么也不想，唯一想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吃饱饭。有一次村里组织去一个工地挖沙，三两的馒头随便吃，他一口气吃下了13个。侯德富想找一个能吃饱饭的工作，但是没有地方肯招他。一听说他家成分高，就挥手让他走开。
这顶地主的高帽子，侯德喜一家戴了13年，为此吃尽了苦头，直到 1979年才摘掉。摘帽之前，全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不被允许参加公社组织的大部分活动，连选民证也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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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