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撰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其中，写道：“（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职位上）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
这1万5千个特务到底是怎么回事？
1941年至1945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狂轰乱炸。中共的大本营延安却一次都没有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这使得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机会整肃内部反对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毛发动了一场持续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这1万5千个特务就是延安整风后期由康生直接指挥的“抢救”运动的产物。
毛最重要的“政治打手”康生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时，康生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人物，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康生是1937年11月底从苏联回延安的。他得到毛信任的原因有四：第一，他在苏联悉心照顾过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第二，1938年，43岁的毛想与跟24岁的江青结婚，不少中共老干部因江青在上海当演员时有很多风流韵事，表示反对，但康生坚决支持；第三，康生善于见风使舵，他在延安看到毛是中共真正的老大后，立即站到毛一边；第四，康生在苏联亲历过斯大林的大清洗，对斯大林整人有很多心得，正好为毛所用。
王实味被秘密杀害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时在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及《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杂文，被康生上升为政治问题，随后，王实味被扣上“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五人反党集团成员”等罪名，被开除党籍；1943年4月被逮捕，之后一直被关押。1947年7月，由康生下令，在山西兴县枪决。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因受父亲熏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1925年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学生时代开始发表小说，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过小说集，还翻译了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1937年奔赴延安前，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著作。
历史学者傅国涌评论说：“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西方文学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也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王实味是中共早期“因讲真话挨整”的典型，“因言获罪”的典型，“人性不被党性所容”而被残害的典型，是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到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最早样本。
张克勤被打成特务
张克勤当时只有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加入中共。1939年6月，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中共驻甘肃代表林伯渠把他调回延安，安排他到西北公学学习。
康生认定张克勤定为特务，理由有六：（1）张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特务容易从他下手；（2）张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中共组织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3）张的父亲和妻子相继叛变，他可能也已叛变；（4）张与国统区至今保持联系；（5）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登张叛变的消息；（6）鲁艺有人揭发他是特务。
在康生看来，凭上面六条，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于是，下令逮捕张，昼夜不停地审讯张。张坚决否认自己是特务。康生下令对张实行车轮战、突击战和神经战，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张终于支持不住，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几天后，康生召开检举坦白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张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他带头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他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会后，各机关、学校纷纷搞起各种“坦白”活动。通过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造成声势，强迫延安各机关、学校党员干部进行坦白。
抓“特务”斗争被推向高潮
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召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延安已逮捕200多人。之后，有12个人上台作了“坦白”。
当时，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尔在《延安日记》中写道：“这个情报局头子（指康生）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疯似地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与会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
中央直属机关成为“抢救”重点。中央办公厅当时有60多名工作人员，这些人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审查，但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100多名工作人员，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占70％。中央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人中，170人被打成特务，以致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中断。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共有6000人，1052名排以上干部中，挖出“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时任校长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
中央党校第三部集中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乎所有比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是“抢救”的重中之重，由彭真领导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最后整体被打入另册。
行政学院除一人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过半数人也都是“特务”。
绥德师范成“抢救”运动“模范”
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9天控诉坦白大会，在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16岁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杀人用的武器。
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展有6岁的小特务”。
每天晚上都有人鬼哭狼嚎
康生整人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
先逮捕人，后逼口供，这是康生的惯用伎俩。关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各种情况都有。
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结语
逃亡苏联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曾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延安整风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1949年中共建政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各种栽赃陷害手法，都可以从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找到它的源头。
之所以中共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无中生有地抓了1万5千个特务，关键在于：中共是一个由“共产主义幽灵”操控的组织，它把“党性”置于一切之上，在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中，党员必须用“党性”战胜人性，泯灭人性，才可能生存下来。党性把许多党员变成“非人”！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体中共，中共还将继续制造冤假错案，祸害全中国，祸害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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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