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14日讯】 大家好，现在是美东时间8月13日晚上6:30，北京时间8月14日。欢迎收看时事天天聊。我是Iris（陶明）；我是秦鹏。
今天焦点：重磅！世卫中国调查组负责人亲自指认，中共干扰实验室泄漏调查“冒烟的枪”曝光，首次披露关键48小时内幕；零号病人“有可能”是武汉实验室员工，CDC有重大嫌疑。
周五（8月13日），在丹麦国家电视二台的一个纪录片中，世卫中国专家调查组组长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承认，中共方面主导了调查方向和世卫报告的撰写，并施压调查组放弃实验室泄漏调查。
这个重磅说法，彻底粉碎了世卫第一次调查报告的可信性。恩巴雷克还首次披露了他和中共方面谈判的一些关键内幕。
那么，武汉的“零号病人”是谁呢？恩巴雷克说，“有可能”是武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最先被蝙蝠感染，而其中的重大嫌疑是中国疾控中心CDC的武汉实验室，该实验室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500米。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中国科学家的一篇论文揭开这个黑幕一角。
世卫组长坦承中共干扰调查 谈判内幕曝光
Iris：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天天聊》，我是Iris（陶明）。
秦鹏：大家好，我是秦鹏。
Iris：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3日，京港台时间8月14日。
今天，我们将整期的节目，用来聚焦和剖析一条重要的breaking news，新鲜出炉的重磅消息，这也可以说是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所最新出现的重大转折之一。
周四（8月13日），丹麦国家电视二台，首映了一个独家纪录片，主人公是世卫派去中国调查专家组的组长，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在昨晚出炉的纪录片中，他首次承认，中共方面影响了调查方向和世卫报告的撰写，并施压调查组放弃实验室泄漏论的进一步调查。
专家组组长亲自揭露报告背后，中共的幢幢鬼影，这也让世卫第一次调查报告的可信性，受到致命打击。此外，恩巴雷克还首次披露了他和中共方面谈判中的一些关键内幕，包括“关键的48小时”。
秦鹏：另外，武汉的“零号病人”是谁呢？恩巴雷克聚焦到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说“有可能”是武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老百姓，最先被蝙蝠感染。而其中的重大嫌疑是中国疾控中心CDC的武汉实验室，该实验室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足500米。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中国科学家的一篇论文揭开这个黑幕的一角。
Iris：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的片段：……
秦鹏：这个纪录片的原文是丹麦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文字幕翻译版本的一部分。显然，这么快的跟进和翻译速度，也显示世界也一直高度关注病毒溯源问题。
Iris：我们接下来，围绕中共干扰调查，以及恩巴雷克谈到的实验室员工感染，这两个大重点，来逐一剖析恩巴雷克所讲的内容。
首先讲一下背景，恩巴雷克是谁？他是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武汉溯源专家组的组长，去中国的考察团，就是他带队的。他本身是个丹麦人。
丹麦公共电视台TV2制作的，这部叫做“The Virus Mystery”《病毒谜团》的纪录片，他是主人公，亲身地讲述在中国调查的经历。昨晚纪录片一出，《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等，都马上做了跟进报导。
秦鹏：根据《华邮》的报导，恩巴雷克甚至还在去中国的旅途中，就已经在拿手机拍摄，帮这个纪录片取得第一视角的影片了。所以首先，这部作品，不是这个电视台一拍脑袋制作的，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的。
Iris：没错，而他在纪录片说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描述的他们团队在离开前，与中共谈判的过程。
他说，中共最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让他们在报告里提及关于实验室的任何东西（“they didn’t want anything about the lab in the report”）。
但是，他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嘛，因为病毒溯源溯的就是这个，不提就完全没可信度了，成不了一份报告了。所以他说，他们的团队坚持要在报告里，提到实验室的事情。那这点我们也的确看到了，最后的报告出来，的确是提到了实验室的。
秦鹏：但是，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他说，关于报告里到底能不能提及“实验室泄露”的这个理论，是直到他们要离开中国前的48小时，都还在与中共方面讨论著。那换句话说，就是结束实地调查的两天前，中共都还在跟他们争，而且是互不相让的。
中共方面当时的借口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而恩巴雷克他们则坚持：要把它包括在内，因为它是关于病毒起源的整个问题的一部分。
Iris：听到这里，大家可能想了，那最终还是提了，中共想要完全不出现“实验室”这三个字（或者labortary这一个字）的愿望是泡汤了，那到底哪儿又妥协了呢？
秦鹏：妥协在这儿。他说，最后中共的对口官员，同意在报告里提到实验室泄漏论，是开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的：你们“不可以建议去针对这个假设开展进一步的调查”。说白了，就是你能提一提，但你就此打住，得把这条继续查的路给堵死。
Iris：没错，我们看到世卫调查报告的最终版本中，结论的确是这么铺陈的，说：“新冠病毒‘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是从武汉病毒所泄漏的，并且，不建议未来就此再做研究。”
最后一句话，现在看来，是应了中共意。
秦鹏：不仅如此。纪录片中的记者，提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病毒泄漏论“极不可能”的这个字眼，是不是也是中共政府要求的？
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是我们最终决定将其（理论）放入的类别，是的。”
Iris：丹麦的这个电视台是这么报导的，说得更清楚一点：恩巴雷克本人是倾向于，把实验室泄漏论说成“不太可能”（unlikely），但是最终妥协了，报告中这个类别变成了“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而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方面就获得了成功。
秦鹏：换句话说，这份报告的最核心的结论，甚至到里面具体的措辞，是中共施压的手笔。所以，这个纪录片对于揭露中共影响世卫调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中共最近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不断在咒骂美国和盟友，几乎每一天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主要党媒，以及外交部等等，都披挂上阵，它们的一大理由就是说世卫组织之前的报告已经得出了结论。所以，调查结束了。而现在恩巴雷克的说法，相当于直接颠覆了这个调查报告的可信性，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Iris：是的。我们看到，世卫组织的顾问杰米‧梅茨尔（Jamie Metzl），也对此公开发声。他说，恩巴雷克这次的发言，是一个“game-changer”（颠覆游戏规则的事情），而之前说实验室论不可能的结论，更“令人耻辱”（shameful），特别还是去实地调查的专家，现在自己出来反驳自己之前的话。
中共掩盖“人为错误” 零号病人或为实验室员工
Iris：没错，那么这点，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重点。在我们进入到他讲的第二大重点，也就是围绕武汉实验室和零号病人，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前，我们不妨先针对他透露的谈判过程，提出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
中共既然口口声声，说武汉实验室“管理良好”，并且安全水平很高，总之就是没毛病啦。那为什么一开始，到调查团临走的两天前，都还咬着牙不松口，非得要报告中连“实验室”的理论连提都不提呢？如果真的像它说的，绝对不是实验室有问题，那直接施压，说你给我出去说个不，给个否定的结论，不是更能打消外界疑虑吗？为什么一开始的要求，是要“只字不提”呢？
秦鹏：中国有句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虽说一个正常调查，必须包括实验室来源的调查，但是，中共很怕此一旦被列入调查，中共怕的是，就算给出一个否定的结论，也会把公众和国际的注意力，进一步地聚焦到武汉实验室身上。就像我们一提“地无银三百两”，大家马上会想到“隔壁王二不曾偷”。所以怕得不行……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世卫后来出台的报告说：武汉从事冠状病毒工作的实验室“管理良好”，并具有高质量的生物安全水平，在此前几个月也没有报告人员出现与新冠有类似症状的呼吸道疾病。
那么，单单“管理良好”这个结论，骗一骗普通不明真相的群众还行，让专业的或者像我这样长期跟踪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溯源的人来说，就觉得打脸中共N次，比如，我们知道，第一个美国大使馆2018年有报告说，武汉病毒所的管理不善，可能存在风险。
第二，中国媒体自己报过，石正丽自己的论文也被发现，她们居然在P2实验室做危险实验，而按理说有了P4实验室之后，应该在P4做那样的实验。
第三，前几天美国媒体报导，曝光出在疫情爆发之前的2016年，武汉病毒研究所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P4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向美国同行发出了求救邮件，要求帮助解决实验室和密闭安全服消毒问题。而且，在2019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还写到“实验室生物安全处于危险之中”。他解释其原因是“投资来源、隶属关系和管理体系不同，这些实验室（对条例）的实施在达标和合作工作流程上面临困难”。
袁志明这篇论文2019年5月、9月经两次修改后完稿，2019年9月发表在他自己任共同主编的英文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Journal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与未来的挑战”。
Iris：没错，《华盛顿邮报》就发现，恩巴雷克针对实验室本身，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没有出现在纪录片中，但是出现在了丹麦电视二台的网站跟进报导里。
报导中透露，恩巴雷克自己也思索过，到底为什么中共要对实验室的理论，施加这么大的阻力？
他认为：“可能是因为这意味着，这样的事件背后存在着‘人为错误”（human error）”，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当局承认这一点，因为它强调“一切都要是完美的”。
他最后还给出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也可能是有人想隐藏某些东西。谁知道呢？”
Iris：那么，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重点来了：恩巴雷克说的中共实验室的“人为错误”包括什么呢？我们不清楚他的具体所指，不过，采访中，他明确地说，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可能是最先被蝙蝠感染的，而且他还重点谈了中国CDC的武汉实验室。而丹麦电视台网站，更是把这个作为标题。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丹麦电视二台网站，《丹麦世卫组织负责人表示，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可能首先被蝙蝠感染》。
秦鹏：恩巴雷克告诉丹麦电视台，一名员工在武汉做实验的时候，采集蝙蝠病毒样本、或者在实验室进行病毒研究的时候，被蝙蝠感染，这是可能的假设之一。
他说，这属于一种可能的理论，即“零号病人”是实验室有关的人，而不是一个老百姓。
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与马蹄蝠有亲密接触
Iris：他还强调，世卫组织专家没有发现直接证据，表明病毒的爆发与武汉实验室进行的蝙蝠研究有关。
秦鹏：是的。武汉周边没有马蹄蝠（也被翻译成菊头蝠），最近的是在云南的山洞里。所以，外界一直认为，某些人把这种病毒带到了疫情的爆发地武汉。
恩巴雷克也说，已知的唯一与马蹄蝠有过亲密接触的人是武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今年的调查中，他们访问了两个实验室，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以及中国CDC的武汉实验室。这两个实验室都使用——或者曾经使用过——使用蝙蝠做研究。
恩巴雷克说，尽管外界都对武汉病毒所进行高度关注，但是也有理由看看另一个由中国卫生当局（CDC）管理的实验室。
上一次关于蝙蝠工作的出版物是在2013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那时起就没有与蝙蝠合作过。恩巴雷克说，据我们所知，它们主要与寄生虫一起工作，而不是病毒，所以他们已经与蝙蝠的寄生虫一起工作。
Iris：在对中国CDC武汉实验室调查过程中，恩巴雷克和实验室管理人员的一番对话，让他做出了惊人的思考。
他问：“这个实验室有多久了？”对方回答：“从2019年12月开始。我们于2019年12月2日搬到了这些新实验室。”
我们知道，CDC的新办公场所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500米，这个市场，也是2019年12月前几周大流行爆发的中心。
恩巴雷克说：“有趣的是，实验室于2019年12月2日搬迁。这是一切开始的时期，你知道，当你搬迁实验室时，它会破坏一切。”
他补充说，“如果人们想更明智地了解CDC实验室可能扮演的角色，就需要收集更多信息，看看发生了什么。”
秦鹏：他这是含蓄表达，这个实验室有很大嫌疑。要知道他们同样对这个实验室也没有实际的调查，只是有和管理人员的简单对话。他说，他们得到的内容像是一个“演示文稿”（PPT），“但没能看到任何的证明文件（documentation）”。
而我们也知道，你可以抄一份实验室管理的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实际上怎么样，那就可能完全是两回事儿了。
Iris：恩巴雷克在访谈中，还解释了自己的四个分类的定义，（1）蝙蝠感染人，（2）人被感染了病毒的东西感染，（3）蝙蝠感染了动物然后再感染了人，（4）实验室来源。而现在，他说这种员工感染病毒，再传播开来，也是一种可能性。
他还说，“虽然它是实验室泄漏的一部分，但它也是我们第一个假设的一部分，即从蝙蝠直接转移到人类，我们认为这个假设是一个可能的假设。”
那么，秦鹏老师，你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秦鹏：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实际上，中国学者、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肖波涛去年2月的时候，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源头可能性”的报告，指出距离被指是爆发疫情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28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曾捕捉蝙蝠研究冠状病毒，更有研究员被蝙蝠的血和尿溅到，研究员要自我隔离14日。
肖波涛的报告引述官方资料，指武汉疾控中心曾从湖北省捉来155只蝙蝠，当中包括菊头蝠，另从浙江省捉来450只蝙蝠。不过负责研究的研究员，曾于2017年及2019年接受媒体访问提及两场意外，包括他曾受蝙蝠袭击，蝙蝠的血溅到他皮肤，于是他自我隔离了14日；另外曾因沾到蝙蝠尿而须隔离；他还曾在蝙蝠身上发现活蜱虫（a live tick）。
肖波涛的报告总结指出，具杀伤力的冠状病毒可能还来自武汉的实验室，有关高风险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等级可能需要加强，应采取法规将实验室位置远离市中心和其它人口稠密的地方。
Iris：他发表的原文后来被发现删除了，但是媒体还是广泛报导，而且论文原文也被下载。CDC官方的记载，也确实很难自圆其说。
《秦鹏直播》制作组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