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之后，赶英超美时间不断被提前。毛泽东曾讲：“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一场以“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展开。紧随其后的是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高产卫星”放上天
当时，毛泽东头脑“发高烧”，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跟着“发高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成为大跃进运动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随后，中共各大媒体竞相放“高产卫星”。
小麦“高产卫星”的最高纪录，是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亩产8586斤；稻谷的最高纪录，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万多斤；甚至有人放出红薯亩产 56.8万斤的“特大卫星”。
中共所有党媒都汇入到这场比赛说假话的历史闹剧中。
饿死百姓四千多万
“高产卫星”首先来自中共的“高指标”。其次来自中共的“高压措施”。之后，浮夸风、共产风“高产卫星”首先来自中共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劲吹，导致农民生产的粮食严重减产，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成倍增加，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人相食现象。
1959年，河南省信阳地区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却向上级虚报为72亿斤。结果，上级征购粮比去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1万多人被逮捕，700多人死监管场所。
信阳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著名作家白桦曾谈到，信阳地区下面的息县390个村死绝，光山县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全部死绝。
1960年11月12日，中共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信阳调查。5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1959年以来，共发生（人吃人）案1289起。
在毛泽东秘书李锐所着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安徽省）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耗时近20年，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历史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版）。重点记录了最为惨烈的12个省的人祸。据杨继绳考证，全国饿死 3600 万人。
“这个数字相当于 1945 年 8 月 9 日（美国）投向（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 450 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 450 枚原子弹……相当于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 150 倍……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1000多万）……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4000-5000万）。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 3600 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1996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写成的秘密报告认定，当时死亡人数为4300万至4600万。
毛泽东的奢华生活
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披露：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 年4月26 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
毛吃过的西菜中还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肌、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
1959年，毛的妻子江青在上海宴请。知情人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大饥荒年代，各地为毛大造别墅，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占地1160亩的上海西郊宾馆等，都是1960年前后建造的。韶山的滴水洞宾馆，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在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置，一连士兵长期守卫。
彭德怀讲真话被打倒
1959 年 7 月 14 日，庐山会议期间，中共元帅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谈到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
毛不仅听不进彭的真话，相反，雷霆大怒，发动对彭的大批判，把彭打成“反党集团”头目。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会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反右倾斗争在全国展开。全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达380多万。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 1960年 10 月 15 日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讲：仅光山县和潢川县，就有 2104人被打死，潢川县 254 人被打残。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
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
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 17 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 16 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
荷兰历史专家FrankDikotter认为，中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可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大饥荒大援外大出口
据当时的中共副总理李先念讲，1958年到1962年，中共对外援助23.62亿元，对象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及一些非洲国家。
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希望阿尔巴尼亚站在中共一边反对苏共，赠予阿5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
1960年4月，中共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援助老挝稻种15吨。
1961年，阿尔巴尼亚与中共谈判代表Pupo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共）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共计680万吨（136亿斤）。按1960年中共确定的农村口粮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400斤计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但在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的头脑中，没有这个观念。
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称：“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毛曾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
1961年，毛会见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1962年，刘少奇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却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
结语
杨继绳先生将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归因于中共的极权主义。我认为这个看法是精准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将最高权力集于一身，中共所有监督机制全部失灵。绝对的权力行恶必然是绝对的恶。
在和平年代，没有瘟疫的年代，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年代，用极左政策杀害无辜百姓4000多万，不仅不担任不承担任何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相反，欺骗外国人说“中国没有饥荒”。亿万中国人民还必然对他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这是何等的邪，何等的恶！
时至今日，中共对这段历史完全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在新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对“大饥荒”只字不提。
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写道：“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全世界炎黄子孙都应该牢记这段历史，并有义务将中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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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