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是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部门90天内向他提供病毒溯源报告的最后期限。
8月23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有关病毒溯源的非机密报告，可能会在“明天之后的几天”发布。
在上述最后期限到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对美国展开大批判。这些文章一致认定：病毒100%不是从中共实验室泄露的；美国进行病毒溯源是“政治操弄”；“该查的是美国”等。
这些文章充满火药味，篇篇显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真理在手，所向无敌。但实际上，千篇一律，全都是一个腔调，没有不同意见，更没有反对意见。
当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所有媒体，都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声音是错的。
我来自中国大陆，亲历过从文革到“六四”到迫害法轮功、到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等中共搞得各式各样大批判。但是，回过头来看，这类大批判有多少经得起历史检验呢？
1955年，中共批判过“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批判过“沙文汉反党集团”。1958年，批判过“萧克、李达反党集团”。1959年，批判过“彭德怀反党集团”。1962年，批判过“习仲勋反党集团”。1966年，批判过“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968年，批判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十年文革结束后，上述大批判的对象全部被平反。
1962年9月24日，在打倒习仲勋的中共八届十中全全上，毛泽东说：“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当时，习仲勋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从此，习仲勋挨整长达16年。中共大批判扣在习仲勋头上的大帽子一大堆，诸如“野心家”、“阴谋家”、“青红帮”、“哥老会”、“流氓”、“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等等。
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审查刘少奇的问题，有420多卷档案，加上刘的夫人王光美等一些相关人员的案卷，总共570卷档案。
文革爆发时，刘少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十年文革中，中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党媒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可能数以千万计，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字报、小字报、小册子、书籍等，扣在刘少奇头上的大帽子更多、更大、更吓人。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全会公报称，“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1979年，由中纪委、中组部等联合组成的“刘少奇案复查组”开始工作。经过半年的复查，结果发现：证明刘少奇犯下“滔天大罪”的所谓“充分的证据”，全都是子虚乌有。
2021年的今天，中共就病毒溯源问题，发动的对美国的大批判，与上述大批判如出一辙。其中，最邪乎的是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列出了美国的“八个第一”：
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
作为一个有常识的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你的某个器官正常的时候，你很少会想到它。
比如胃，一个人的胃口很好，什么都能吃，吃什么都香，没有任何毛病，这个人肯定很少想到它的胃如何如何。当一个人的胃发炎，吃不下东西，他会时常想到它，想办法打针、吃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又很少想到它了。
当一个人得了胃癌，化疗不行，放疗不行，偏方也不行，吃什么都吐，很难受，他会天天想到他的胃，甚至时时想到它。
目前，中共对病毒溯源问题的反应，可谓“极端过度”。到了什么程度呢？可谓念念不忘，不停地唠叨，翻来覆去地说：病毒不是从中共实验室泄露的，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再就是不断向美国“甩锅”，称病毒是从美国实验室泄露的，是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泄露的，美国不好，美国太坏，美国最坏，错的都是美国，对的都是“老子”。
这种“极端过度”的反应，是一种典型的病态反应，严重的病态反应，与当年中共骂习仲勋、骂刘少奇等没什么分别。
毛泽东批判习仲勋、刘少奇，是担心他们夺他的权。中共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批判美国，是担心什么呢？说白了，是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夺中共的命。
从2020年1月1日起，中共就开始隐瞒疫情，打压讲真话的医生，散布“未发现人传人、可防可控”等谎言，听任病毒携带者从武汉飞往世界各国等，导致大瘟疫从武汉传遍美国、传遍全世界。
至2021年8月24日，全球192个国家，已有2.13亿人感染，445万人死亡。这是中共给全人类带来的一场浩劫大难。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找中共算账，中共肯定完蛋。这是中共惧怕病毒溯源的真正原因。
当我看到中共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遗余力地批判美国、向美国“甩锅”时，我的直觉是：病毒很可能就是从中共的实验室泄露的。
但这不只是直觉。
据英国广播公司2月14日报导，世卫组织病毒溯源专家Dominic Dwyer告诉路透社，他们曾要求中共提供2019年12月来自武汉的174例新冠确诊病例的原始数据，但遭到拒绝。为什么？
2月18日，德国汉堡大学纳米科学家Roland Wiesendanger教授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的（瘟疫）大流行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许多直接迹象表明，新冠病毒（SARS-CoV-2）病原体来自实验室，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轻研究员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
“她的名字叫黄燕玲，生于1988年10月20日。自2012年以来，她一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在该研究所的网站上发表了至少六篇科学论文。自2019年底以来，她消失了，她的照片和个人资料，已从研究所的网站（以及她的个人网站）中删除。”
有关黄燕玲的情况，是去年2月15日从网上传出的。确实够离奇的，其他人的照片和个人资料都有，唯独黄燕玲的被删除了。为什么？
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辟谣”说：黄燕玲是该所研究生，已经毕业，人不在武汉，未感染，身体健康。自称黄燕玲所在公司——四川迈克生物公司的研发总监龙腾镶也在网上“辟谣”。自称“黄燕玲本人”的人也在微信与QQ群中以文字形式“辟谣”。
但是，“身体健康”的黄燕玲，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用她的声音，用她的影像，用她了解的令人信服的科学方法，解除全世界人民对她是否是武汉“零号病人”的疑虑。
黄燕玲是不是“零号病人”？只要让她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由她本人亲自出面澄清，所有谣言不攻自破。
这对于中共宣传机器的总管、指挥手下的人花大量时间、写大量批判美国文章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来说，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2020年3月15日，我在大纪元发表《王沪宁敢让黄燕玲上央视露面吗？》。至今1年零5个月、527天过去了，王沪宁没有让黄燕玲在央视上露面。
一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中共用科学的方法，向全世界人民证明：黄燕玲不是武汉的“零号病人”，比登天还难吗？
值此美国情报机构的病毒溯源报告既将公布之际，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中国人民中间的一员，我向14亿中国人民呼吁：请你们同我一起，强烈要求中共：
用令全世界人民心服口服的方式澄清：黄燕玲到底是不是武汉“零号病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