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王洪文两个“没想到” 遭酷刑被关秦城

北京时间：2021-09-19 05:47

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并在1981年成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判，并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将文革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四人帮”一词是在文革后期出自毛泽东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毛所定义的“四人帮”，包括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作为毛夫人的江青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九大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文革时期为上海公社领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王洪文，文革时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头目，十大时成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因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开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此四人完全依赖毛的提拔和庇护。

很显然，“四人帮”形成于中共十大（1973年）之后。他们并不应该为文革的发动承担主要责任，虽然他们依赖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但正如江青在庭审中所说的那样，她不过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中共将罪责推到他们身上，自然是为了推卸发动文革的毛的罪责，其目的就是掩盖中共的邪恶本质，使其继续为害中国。

不过，助纣为虐的“四人帮”倒也不冤枉。他们身上谁没有沾染上罪恶？否则又如何能在文革中爬上中央高位？本篇就说说王洪文的发迹和发迹后的奢侈，以及从云端跌落后的悲惨。

文革发迹

王洪文，1934年出生在吉林省一个农民家庭，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因家贫，他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只念过3个月的私塾。1950年中共军队并参加朝鲜战争，1952年加入中共，1956年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而这里正是他的发迹之处。

初到工厂，王洪文对于被安排做保全工非常不满，但也毫无办法，只得不情不愿地下到车间，整日与机器打交道。就这样过了四年，1960年，工厂准备派王洪文等人去崇明岛开垦农业，这再次引起了他的不满，每天在岛上只是打鸟、钓鱼等，生活的吊儿郎当。1964年，他才被调回工厂保卫科当干事。

1966年，文革爆发后，对厂领导不满的王洪文敏感地意识到反抗的机会到了。6月12人，他与另外6人贴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委，同时还在大字报上方贴出“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三张醒目的标语。6月18日，王洪文又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引起了强烈震动。瞬间，王洪文成为了工厂的“风云人物”。

王洪文的大字报很快惊动了上海市委，上海市委领导派来工作组，希望整顿工厂秩序。王洪文感觉到危险，马上将炮口转向工作组，其后又开始转向上海市委。

11月6日，上海各个工人“造反派”头头开会，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因为王洪文是退役军人，所以被推举为“司令”。成立伊始，王洪文就命人印制和张贴了大量海报，大造舆论，将矛头指向上海市委。随后，他派人到上海市委，向时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即：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病休。

对于上述三个要求，上海市委开会后没有接受，而是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政策。这让王洪文很恼火，于是有了赴京告状之举。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和许多年轻的“造反派”前往上海火车站，准备北上。王洪文等人乘坐的本是一辆晚上23点开的前往郑州的火车，但经过王洪文交涉，列车改为69次特快，于早上7点就启动了。上海市委得知后，紧急决定通知已经开出的两列火车，一列停在上海，一列停在安亭。

王洪文发现自己所坐列车停在了安亭，非常恼火，遂决定在铁轨上拦截14次特快。14次特快被拦截后，拒绝搭载王洪文等人。双方僵持不下，导致沪宁铁路受到极大影响，客车和火车都无法通过。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王洪文率领数千工人上京告状被拦截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前往上海解决问题。

张春桥在11日晚乘飞机到达上海机场后，直奔安亭，去见王洪文。王洪文听懂了张春桥让他们回上海造反、打倒上海市委的深意，而王洪文清晰的头脑也让张春桥十分赏识。双方一拍即合。张春桥答应了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五个要求。

在张春桥的支持下，王洪文打倒了陈丕显和曹荻秋，打垮了其他造反派力量，成为上海滩无可争辩的“工人领袖”。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即上海最高权力机关成立，王洪文在成立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宣布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他还对记者表示：“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此时的他成为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上海第三号人物。

其后不久，由于毛的反对，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王洪文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不过由于造反派力量越来越多，武斗也越来越多，王洪文担当起了镇压其他造反派力量的“重任”。其中最惨不忍睹的是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率“工总司”造反派血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事件。当时，王洪文调动了十多万人，手拿着弹弓、砖头、铁矛等武器，开动近千部机动车辆和船只，对“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所在地上海柴油机厂发起进攻。事后统计，此次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有650人，有的留下了残废，很多财物被洗劫一空，工厂损失达350多万元。

10月，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毛，毛对其在上海的所为表示赞赏。

进入高层

在张春桥的提拔下，王洪文也在中央挂上了名。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他终于成为了代表，还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作为工人造反派代表发了言。这次发言让他迅速成为新闻人物，知名度波及全国。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此进入中共高层。

1971年，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给了毛沉重的打击。张春桥在此期间，经常前往中南海，希望得到毛的赏识，但毛却将目光投向了王洪文，并掉他到北京学习，让他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直接对毛负责。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在毛的建议下，王洪文被调到中央，并担任“十大”筹委会主任。8月“十大”召开，王洪文坐在毛的身边，并在周恩来做完报告后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其接班人的身份开始显露出来。王洪文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王洪文排名紧靠毛、周之后，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其接班人地位完全确立。之后，王洪文陪同毛多次参加外事活动。

毛年纪大后，更加多疑，担心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搞小团体，因此逐渐冷落了王洪文，其接班人的地位也不复存在。文革结束后，王洪文成为毛的替罪羊之一。

靠打、砸、抢、抄、抓起家的王洪文在被审讯时，曾表示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像“想不到”。而这样的“想不到”始作俑者应该就是畸形的中共政治体制吧。

1981年1月，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其母在得知他判刑的消息后，患脑溢血在长春去世。1992年，王洪文因肝病去世。

奢侈生活

从底层爬上副主席高位的王洪文，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据参与主审“四人帮”的审讯组组长汪文风口述披露，王洪文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而他喝的则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虽然头顶着“副主席”的头衔，但王洪文平日里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打扑克、下棋、钓鱼、找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他还发明了一种摔手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更为过分的是，王洪文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并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每当有文件或送批的报告来了，他都让秘书廖祖康代看文件，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这样的王洪文在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也得到了证实。材料中列举的王洪文的一大罪证是：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物，吃喝玩乐，生活腐朽糜烂，窃取大型彩电、红旗牌高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太阳能打火机，一次就拿走高级雪茄烟35条、酒心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

遭酷刑虐待

与中共很多落马高官一样，王洪文被捕后也很悲惨。原中共军方将军邱会作曾在《邱会作回忆录》中透露了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和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这是王洪文亲口向邱会作透露的。

其书中记述，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他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

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

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因此，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

关于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会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为了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专案组对他搞车轮战术，还几次给他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王洪文是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都承认。

邱会作还提到，一次放风时，他看到最后一个出来的王洪文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其他人刚要过去搀扶，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他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露出一丝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