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乱世自警】花未全开月未圆

系列之三 劳谦君子 不问功名 文/宋宝蓝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2月30日讯】前言:瘟疫,兵祸,天灾相继而至。晚清风雨飘摇,灾异不断。身逢乱世,应当随波逐流,浑噩且过?还是砥砺猛进,慧眼警醒?曾国藩感叹身在乱世,实为不幸。面对欺辱、毁谤、功名与诱惑,他战战兢兢遵循传统,勤谨修身。经历千百险阻,不屈不挫,终于乱世中脱颖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虽位极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终。我们撷取曾国藩家书、日记及史稿,从财富观、修身思想、治家智慧、养生之道等不同层面,呈现曾国藩秉承的传统价值,为读者再现遗忘的精华传统。

清军常年与太平军战争,导致百姓饥馑,民不安生。面对人间疾苦,曾国藩除了伤叹,别无选择。他只是朝廷的钦差大臣,不是圣人。但当战局扭转,清军接连反败为胜,曾国藩总督的军队所到之处,面对黎民涂炭,他无法再袖手旁观,置若罔闻。于是在辖区发放米票,赈济百姓。百姓凭米票换取救济粮。然而当米票回收后,曾国藩发现竟然多了二千三百多张假票。在如此艰难的时局下,地方官员竟敢公开造假,与民夺利。他直叹:“人心之坏,殊可痛恨。”

久经官场,目睹风云,曾国藩对人心人性也了解得愈加透彻。身处功利官场,他更希望自己和弟弟们能兢兢业业,做一个不问功名的“劳谦君子”。

曾氏兄弟同在官场,难免观点不同,政见不一。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二人志向兴趣不同。曾国藩家书中曾说曾国荃比较外放,接近于春夏发舒之气;自己比较内敛,接近于秋冬收啬之气。曾国荃认为有了抒发才有生机和旺盛。曾国藩的意思则是凡事有收啬,才能促成生机和厚实。因此,他平日很喜欢古人说的一句话“花未全开月未圆”,觉得那是惜福之道,保泰之法。

“花未全开月未圆”出自北宋名臣蔡襄(1012年-1067年)诗作《十三日吉祥院探花》,全诗曰:
“花未全开月未圆,看(一作寻)花待月思依然。
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原诗见于北宋书法家蔡襄《山堂诗帖》】

大意是说,当花儿全部盛开,那就意味着开始凋谢了;当月亮满盘后,就要开始残缺了。然而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之时,会使人心有所期待、有所向往。虽然明知花月无情,还自作多情岂不是更加可怜。曾国藩欣赏这句“花未全开月未圆”,或许言外之意,人生也是如此。当达到巅峰后,接着就要开始下滑了。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兄弟二人,一个主张抒发,犹如花儿完美盛开;一个主张收啬,犹如花苞静待绽放。观点不同,处世态度也不同,曾国荃一度对兄长颇有怨言,兄弟不和的传闻也日益甚嚣。曾国荃经常抱怨,他看到听到了一些不满意的事,但又压在心里,不明说到底是哪些事?曾国藩开导他,如果是与兄长意见不合,尽可敞开胸怀说明,不必忧郁自抑。

自同治元年(1862年)春,曾国藩开始布署对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战,他把主要进攻的重任交给了曾国荃。凡是曾国荃率领的军营索要银钱、军械等事,曾国藩每次都会加以节制,也正是借鉴“花未全开月末圆”的意思。但是每当到了至关危机之时,曾国藩救焚拯溺,往往出手非常慷慨。他知道,因为没有满足弟弟索要军饷、武器诸事,所以弟弟心生怨气,愤愤不平。所以主动说破了弟弟心中的郁结,希望他不要抑郁,再心生疑虑。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军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事,进行得如火如荼。曾国荃作为一员悍将,为保大清江山,立下诸多战功。曾国藩对曾国荃等人说:“我们现在办理军务,正是处于功利场中,应当时刻保持勤谨。”他一连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像农夫一样努力地耕种,像商贾一样追求盈利,像背纤的船工辛苦地在上滩拉纤。如此辛苦地营生,白天劳心劳力,夜晚劳思劳神,为的就是求得一个好结果。曾国藩叫人刻了一枚“劳谦君子”印章,送给曾国荃。同年四月,曾国荃写信向兄长诉苦,“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这些难处具体指哪些,在书信中并没有提及。但从曾国藩的回复看,曾国荃这十个字也说到了他的心里。或许因他们大权擅专,引起他人忌惮。所以曾国藩主张分放权力,将总督官位交出去,另外选拔大员担任。他希望兄弟们能保持兢兢业业,将来如果遇到适合的机会,便立刻抽身引退,也许这样可以善始善终,以免蹈大灾大祸!

清军围攻金陵伤亡惨重,仍然没能攻克金陵。加之军饷奇缺,诸事不顺,曾国藩温郁成疾,他的弟弟曾国荃身为主将,更是心血久亏,甚是劳苦。在同治二年十一月的信中,曾国藩安慰沅弟(曾国荃):“ 自古以来,凡是出现大的战争,大的事业,人的谋略只占十分之三,而天意占到十分之七。往往劳累日久的人,不就是成名之人吗?成名之人,不就是享福之人吗?”曾国荃率领清军收复了武汉、九江、安庆等地,曾国藩认为:“积劳之人就是成名之人,从天意来看,自然十分公道的事。然而,不可以依仗这一点。我们兄弟在‘积劳’二字上多下些功夫,‘成名’两字不必去问;‘享福’两字,更不必去问。”他认为只要下足了功夫,不必去问功名,自然会水到渠成。

时局艰难,军务繁琐,曾国藩每日仍然坚持披阅诗词古文,阅读一卷经史,并分四条编记,分别是: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节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这四条涉及修身养性,慎取、自许、反躬,遇到挫折不去责怪他人,而是先找出自己的问题,加以修正。

清军攻克金陵,曾国藩感叹这实在是“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虽然其弟曾国荃屡建奇功,他也没有把奇功都算在弟弟身上,而是认为“全凭天意主张”,完全是天意所致。他说:“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曾国荃攻克了金陵,肃清了江苏全境,曾氏兄弟为清廷除掉了心腹大患。此后,名望虽减,但不至于身败名裂;带兵虽久,朝廷也没有贬斥之辞,全局也没有其它变故,曾国藩认为这已经是家门之福,兄弟之幸。此时此刻,只应该敬畏上天,认知天命,不能埋怨上天,归咎他人。

当他和兄弟为社稷立下奇功,他有功不居,反而上疏恳求开缺,或请求削除封爵,尽可能把功勋归于同僚或属下。曾国藩在人生功业的巅峰,著作了《求阙斋读书录》。求,指责求;阙,指过失。他一生严于责己,反省己身求阙不断。直到生命的最终,他什么都没有失去,反而应有尽有。在浑噩的世俗,那朵未全开的花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姿态,历经百年长久不败。

参考资料: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日记》
《曾国藩全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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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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