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一直被中共视为改革的里程碑，官方宣称，中国的经济从此高歌猛进。这样的宣传充斥中国的网络和出版物，也影响到人们的既定思维。但是，这个“里程碑”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是大可质疑的。我写了三篇关于邓小平南巡背景的文章，其一是《1988：邓小平闯祸又失势》，其二是《1989-1991：“六四”后邓小平如何受气》，其三是《1992：邓小平南巡与江泽民转舵》。这三篇文章都是为本文作铺垫，通过介绍邓小平南巡前后被中共掩盖的真相，说明邓的南巡是被陈云、江泽民逼出来的。下面分析邓小平南巡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这种后果的发生与今天中国的政治局势以及经济的每况愈下又为何息息相关。
一、习近平否定邓小平路线
最近《多维新闻》这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外宣媒体推出了“邓小平南巡30年”系列，把江泽民当年否定、批判邓小平改革路线的行动完全曝光；为了批判江泽民当年的错误立场，甚至公开了邓小平那时的困境。这实际上表明，江泽民已经在中共高层失势。《多维新闻》有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背景，而国家安全部长期以来都是江泽民亲信曾庆红的势力范围，现在《多维新闻》出面批判江泽民，说明中共高层的风向已经迫使这种背景的官媒必须做出背叛江泽民的举动了。
1月20日中共理论喉舌《求实》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提到，习近平在中共内部从四个方面实施了打击。此文提到的习近平上任后在反腐败的旗号下清算邓–江路线的四个方面，就是下文引号里的四句话，其含义十分隐晦。笔者在此稍加注释：
第一，“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主要是指中共上下全党腐败，上到江泽民、曾庆红家族，下到底层官员，几乎无官不贪，中共各级官员们终日在酒宴里喝得昏昏沉沉，时常在卖身女的床上打滚；第二，“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就是贪官捞钱以后把财产转移国外，买外国护照绿卡，办亲属移民，准备随时“跳船”，屡禁不止，数万亿美金的资产陆续流入外国，官员们把中国当作捞钱的“聚宝盆”，把外国作为贪污以后的永久藏身地；第三，“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指的是中高层官员们抱团互保，现在大部分这样的团伙遭到了打击；第四，“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这是说，过去中低层官员有上面保护伞的保护而为所欲为，在地方上自成体系，为害地方，现在习近平逼着下级官员不得“怠政懒政”，虽然收效有限，但至少基层官员不得不有所收敛。
这些现象正是邓—江所谓的改革路线的组成部分。虽然不能说，这样的结果是邓小平这个改革的“总设计师”事先设计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后果是中共改革路线的必然产物。可以说，中共的经济改革虽然有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成果”，但同样也有上述极其恶劣的后果。在中共的专制之下，民不可论之，唯官可究之，官若不究，民徒奈何。
如果单纯从中共权力斗争的简单逻辑去看，很容易落入“对错论”，即谁对谁错，其隐含的假定是，不同路线之间必有一对一错。但如果从邓小平南巡后30年的历史来看，实际上，在所谓的派系斗争论、政治路线斗争论背后，有一条中共的失败宿命逐步展示的轨迹，其实这轨迹与路线“对错”关系并不大，而是中共的政治经济方针本身就存在着自我毁损的“基因”或“致癌细胞”。
二、邓、江路线的中国式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制度？
自从1988年至今，中共高层先后掌控局势的人包括邓小平、陈云、江泽民、习近平等主要角色。江泽民先投靠陈云，所以江属于邓小平南巡时准备打击的“敌人”；邓南巡后，江在邓的枪口下被迫投靠邓小平，大体上沿着邓的政策方向走了下去。
过去35年中，邓小平的改革决策被陈云否定过；陈云因经济路线被邓小平的南巡否定而一蹶不振；而邓—江路线最近也被习近平部分否定了。我在关于邓小平南巡背景的前三篇文章谈到，邓小平失势又得势，陈云得势又失势，其中的关键在于，邓小平和陈云都没有料到自己的决策将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决策者的“英明”从来是被吹出来的，他们逃脱不了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是指决策者的行动会出现与其意图相反的不利后果；这样的后果并非决策者行动之前希望发生的，但意想不到的后果却不可避免地让决策者陷入被动。中共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屡屡发生这样的情形，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如此。
邓小平根本不懂市场经济，他那所谓的“总设计师”称呼，其实是对他的最大讽刺。正因为邓小平不懂市场经济，他根本无法理解，中共沿着他的路线发展出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怪胎式制度，不仅是中共全面腐败的温床；甚至可以说，共产党资本主义恰恰是靠全面腐败才“成就”出来的（我去年11月19日在《大纪元》的文章《中共的历史决议就是大翻盘》，说明了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特征；如果要了解其中的具体细节，可以参考我2016年6月22日在《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的文章《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共产党经济制度本来是由国营企业垄断的，那么，国营企业能在市场经济中运行自如吗？显然不可能。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优胜劣汰，经营失败是正常情况，经营者必须后果自负。由于国营企业的主管是上级任命的，其资产是公有的，他们不会像市场经济下私营业主那样管理国有企业，一切都以小心翼翼、保住官位为要务。而要让共产党的官员能够推动市场经济，只有两条路，一是把国营企业变成他们的私产，二是让他们能快速积累大量非法财产，作为金融资本投入市场运营。江泽民从90年代后期开始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两条，通过“改制”把几十万国营企业转变成厂长书记的私产，允许腐败让各级官员迅速捞到了大笔钱财去投资。
自从朱镕基1997年操盘推行全国的国企私有化之后，大部分国营企业变成了共产党的厂长经理们私有的私营企业，几千万国企职工被当作社会包袱甩掉了。于是中国经济不再是公有制为主了，计划经济也行不通了，因为计划经济的指挥机器要靠公有制之下的国有企业来执行，中共后来干脆把主管计划经济的国家计委也取消了。这样，中共的经济制度就和西方国家开始接近，也以市场经济为主了。但西方大部分专家至今不懂，中共的改革所形成的经济制度根本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
三、全面腐败：邓小平南巡意想不到的后果
如果从中国改革以来的制度层面来看，邓小平和陈云都关心发展经济，那为什么陈云失败了？因为他顽固地相信，计划经济下才能正常地发展经济；然而，计划经济乃是必然失败的制度。邓小平则认为，市场经济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这比陈云的看法高明一些；邓小平的错误在于，他想坚持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市场经济，会从另一个方向动摇中共的统治，那就是全面腐败。而全面腐败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大规模资产外逃，这应该也是邓小平鼓吹市场化改革时意想不到的后果。
所以，全面腐败实际上是中共改革“成就”的前提，又是其“改革不断推进”的必然产物。中共的市场经济由当局操控，凡是能插手经济活动的官员都能从中找到腐败的机会。所以，全国大腐败，全党大腐败，就是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的最大特点。
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被共产过，一个人无法抢夺他人财产来致富，西方企业家的财产是家族多年逐渐积累起来的。中国在1997年以前官员和民众都没有什么家庭财富，然后短短20年里，就有一群人暴富得达到西方国家富人几十年、上百年积累财富的程度。这样的财富积累像强盗发横财一样，其中的奥秘很简单，中共官员们的财富来源非偷即抢。
中共官员当然希望共产党的统治继续下去，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官员在腐败中前仆后继，就组成了一支中共的掘墓大军，而他们同时又是中共统治机器的螺丝钉和撑杆。我曾经用一个装酒的大木桶来形容中共反腐前的经济状况，官员们就是酒桶的一块块木板，但每块木板都自己生出来无数的洞，让桶里的酒不停地往外流，都流到国外去了。其中的原因十分明了，非偷即抢弄来的财富，留在国内是刑事犯罪的铁证，转移到国外去才心里踏实。
四、改革的“成果”：大规模资产外逃
我在今年1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的“方菲访谈”中讲过中共外汇的“一女二嫁”问题。中共从90年代到现在，吸收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商投资，通过外贸顺差积累了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还借了2万多亿美元的外债，合计6万多亿美元，但现在中共的外汇储备只有3万多亿，还了外债就没外汇给撤资的外商。中国如果没有大规模外汇外逃，现在应该有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现在中共的3万多亿外汇储备与上述6万亿美元外汇吸收相比，少了3万多亿美元，
这些外汇哪里去了？这少了的3万亿美元就是贪官转移到境外的钱财。习近平上台后，2014年到2015年是贪官财产外逃的高峰，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会跑掉几千亿美金，以后就逐渐被卡住了。如果邓小平–江泽民的经济路线延续到此刻，那贪官们可能已经把中共的外汇储备掏空了，中共的经济也就混不下去了，老百姓遇到的通货膨胀将比现在严重得多。
很多人只看到中国经济曾经的繁荣兴旺，灯红酒绿，觉得邓小平、江泽民的路线好，那只看到了表面；邓小平、江泽民的路线会和1990年代初期保守派陈云的路线一样，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因为全面腐败和贪官资产大规模外逃而垮下来。从贪官的角度来看，邓小平路线当然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发财了；但从国民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路线表面的成功里隐含着失败，因为贪官掏空了中国，经济发展被贪官引导到房地产泡沫的歧途上去，然后经济走向一蹶不振，而民众一段时间里虚幻的财富感便随之消融。
习近平上台后，从高层权力斗争到反腐败，从反腐败到严控经济，目的都是一个，挽救被邓小平–江胡路线导入岌岌可危状态的中共统治。本文开头第一节所分析的内容，就是这种企图的具体化。习近平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发现，大批高官都严重腐败，又是他的政敌，于是他就用王岐山当枪，用反腐败的名义，实行了高层和中层的大清洗，他由此巩固了自己说一不二的地位。但习近平同样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腐败被遏制了，官场被管控了，大规模资产外逃被堵住了，经济也垮下来了。
五、习近平能力挽狂澜？
自从江泽民归顺邓小平以后，江泽民的路线基本上就是邓小平路线了。现在习近平清算江泽民路线，是因为江泽民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从中共的政治需要来考量，习近平不能把帐算到邓小平头上，那会动摇中共意识形态的根基，所以就必须把帐算在江泽民头上。江泽民并不冤枉，他的路线之下，全面腐败和大规模资产外逃都是事实，江泽民家族积聚的巨额资产以及目前从香港往新加坡转移资产，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由于江泽民路线惠及一大批中共官员，这些人都敌视习近平，因为只有江泽民路线才能给他们发大财的机会，才能照应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在习近平路线之下，他们生活得很难受，所以无时无刻不在盼着习近平完蛋。如果习近平下台，为了迎合官场上多数人的需要，接替者会另起草一份历史决议，主要讲相信干部相信党，调动官员们的积极性，就像邓小平上台以后为被老毛整惨了的老干部平反那样。那各级中共官员肯定额手相庆，他们终于在习近平的压力下哈着腰熬出头了。这是中共内部恨习近平的势力日思夜想所盼望的局面，不过，他们恐怕没指望了，因为习近平从此不下台了。
从邓小平时代到江、胡时代，中共的宗旨就是江泽民的一句话“闷声发大财”。其本质是用允许腐败来维持政局表面稳定；同时，让共产党官员通过改革发财，这样中国的经济活动就围绕着官员们发财的途径来运转，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祸害深远。中共之所以会陷入房地产泡沫的困境，就是因为土木工程是中共官员们发财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批判了邓小平、江泽民的经济路线，就能挽救中共的统治吗？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自从去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经济开始不断下滑。习近平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给中共政权暂时续命，但中共的病入膏肓是宿疾，治不了的。从今年开始，我们可能会逐渐看到，中国经济在一点一点地、方方面面地崩塌。当然，中国是大国，大国的崩塌过程比小国会慢一些，因为大国地方大，这样的崩塌从经济最差的东北地区慢慢扩展，这个过程会相当长。
习近平遇到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他以为，回到陈云派喜欢的“初心”，不用腐败作为各级官员的行为动力，也照样可以推动经济，但习近平看到的结果却是官场普遍的懒政、怠政。而习近平以中国经济必然突飞猛进为假设，以为经济“崛起”之后就有资格幻想军事崛起和政治崛起，于是点燃了中美冷战。如今中共经济自身的衰退“基因”加上外部环境的紧绷，逼得中共在冷战的轨道上欲进不能，欲退不可，反过来又遏制了“崛起”之梦。
很多人不相信习近平的梦会破灭，他们的依据是改革不可逆转，经济发展必然步步高，这样的愿望是不少人的心理支撑。笔者想说明的是，必须看到中共改革路线形成的深层背景和多方面后果。中共不改革，早就活不下去了；改革了的中共，会被腐败的官员们整垮；如果真遏制了腐败，中国经济就陷入了不死不活的困局；而中共在冷战轨道上不得不进行的扩军备战，则是拖垮经济的另一要素，这是苏共的宿命，也是中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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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