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到大学到的历史哪些是假的(15)

整理:袁斌

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但政见不同,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经常争吵,更谈不上私人交情,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的这种关系依然如故,这是民主党派中的许多领导人都清楚的,就是他们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鸣放观点也是各说各的,不可能沟通商量。但毛泽东出于整人的政治需要,却在反右运动中将他们俩钦定为“章罗联盟”。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出,右派分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绝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的倡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联)盟”。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章伯钧、罗隆基是右派分子的总后台老板,当然也是总裁,总代表,所以,《章罗联盟》和反党右派是同义不同词,反右派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对“章罗联盟”的斗争,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就是打败“章罗联盟”的胜利。

“文革”结束后,众多知情人方道出真相,“章罗联盟”纯属毛泽东凭空捏造的政治谎言。以下就是章伯钧女儿章诒和多年后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一文中对当年这段被谎言扭曲了的历史的回忆。

“我对罗隆基的认识和记忆,准确地说是从他划为右派的前后开始的。

那是在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

5月,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22日,他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

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父亲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鉴于储安平‘党天下’言论在社会上产生的强大冲击,6月2日,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飞赴锡兰访问的前一天,对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打了个招呼:‘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都在变。’

罗隆基说对了,当他还在可伦坡街头的商店,兴致勃勃地给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的时候,国内形势果然风云骤变,由整风转为反右了。6月21日,他如期回国,等候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严酷的斗争。

最初,面对报纸刊载的有关他的批判文章,罗隆基是镇静的。25日下午,即回国后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对一脸惊慌的赵文璧说:‘你何必那样慌嘛。’

赵文璧的确担心,且提醒罗隆基:‘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还特别点明:“你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罗隆基立即打断他的话头:‘你不要谈我的生活作风,我的脾气不好,这些都是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现在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 的同时,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父亲阅后大惊,说:‘我这次讲话(指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他怃然良久,又道:‘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

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是的,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

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罗是否联盟?或是否有过联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统战部的人,当一清二楚。因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俩就是冤家对头、对头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若答此问,则必追溯到民盟的缘起和构成,而决非个人因素所能解释。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党三派,是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共的积极支援下,1941年于重庆成立。三党是指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即今日之中国农工民主党)、左舜生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三派是指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后有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加入)。这样的一个结构组合,就注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为症。抗战胜利后,民盟的这个疾症非但没有消弭,反而大有发展。当时在民盟得势的,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和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因为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被赶走,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1947年在上海,黄炎培去医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罗隆基的时候,曾同他商议要把盟内个人份子(在重庆是以组织单位加入民盟的)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同救国会、第三党并列、且相互制衡。后黄炎培转到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当负责人,便放弃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则由罗隆基去实践了。当然,退出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此时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内以形成一个力量。这样,从1946年的上海到1949年的北京,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他们是:潘光旦、曾昭抡、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明、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像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对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

直至反右前夕,这种情况依旧。1956年的8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谈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会议由黄药眠主持,一整天的会,共提出一百条意见。其中针对民盟中央领导的意见,就是宗派问题。

与会者说:‘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征,就是宗派。大家只须闭上眼睛,就能知道谁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这几年不特未消灭,而且更发展,不过形式更隐蔽更深入更巧妙罢了,事实俱在,不承认是不行的。’

‘表现在人事安排上,他们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利于谁;不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不利于谁。’

‘他们小宗派之间的妥协,表面上像团结,实际上是分赃。’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问:‘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团,盟里为什么派黄琪翔去?根据什么原则?’黄琪翔来自第三党,显然,这个质问是针对父亲的。而言者为‘无形组织’成员,自属罗隆基手下。可见,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了解以上的历史情况,对罗隆基看到父亲承认章罗联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态度,便不足为奇了。

个性强直的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认章罗联盟,在会上不但面无惧色,还敢指天发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

然而“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非让你把不曾有的结拜兄弟帖子交出来不行,于是那些明知道实情的批判者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向章罗杀过去。无数次的穷追猛攻使章罗两人身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最后不得不违心 “投降”,“承认” 他们是大右派联盟,“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据章诒和透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曾下发一个档,说章罗联盟不存在,可惜这个档不为大家所知。八十年代末又分别为章罗举行了九十周年诞辰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领导人也出席,肯定了他们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最高当局还没有为“章罗联盟”正式改正,彻底否定那个早该否定的反右派斗争。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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