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植荣，河北顺义人，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入伍。后当上排长，随傅作义起义，接受改编，不久复员回家。1957年，李植荣被打成右派，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刚刚结婚6天，即被逮捕，判刑10年。他认为自己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不应该算犯罪，于是上诉。那时，上诉就要罪加一等。于是撤销原判，改判15年徒刑，发配黑龙江劳改。
李植荣幻想着通过刻苦劳动获得减刑，以便早日回家与苦等他的妻子胡凤兰和从未见面的儿子小早团聚。已经熬过13个年头，满刑在望，李植荣劳动的劲头更足了。1969年4月，李植荣所在中队的130名犯人在两名劳改队长和3名军人的押解下，来到劳动现场执行打草任务。每个犯人每天的打草定额是300斤。李植荣一上午就打了415斤草，名列全队第二，仅次于打了435斤的李树文。午饭后，李植荣一面磨镰刀，一面笑着对李树文说，要争取超过他。
打草是有固定范围的，以红旗标示边界（警戒线），不能出线。两杆红旗之间的距离是300-500米。下午，干了一小时左右，战士马洪才从哨位上走过来，指着一堆草，问是谁打的。正在弯腰打草的李植荣不敢回答。马洪才又问一遍，李植荣不得不回答说：“报告队长，是我打的。”马洪才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越出警戒线是严重的错误，要受批斗、受处罚。李植荣指了指两端的红旗，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出警戒线。马洪才大为不满，命令李朝前走。李植荣只得说软话：“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但是战士的话他又不敢不服从，于是放下镰刀，乖乖朝前走了几步。这样一来，如果他本来没出警戒线，现在也站在警戒线外了；如果他原本出了警戒线，现在离警戒线就更远了。
通常情况下，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许多越出警戒线的犯人，也都只是被罚站原地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命令他们回去继续干活。当天，在李植荣之前，已有三四名犯人打草越警戒线而被罚站在那里，然后回来继续打草，可是这次的李植荣却没有那么幸运。
代理班长王忠全巡逻到了李植荣罚站的地方。王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李植荣说：“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你们队长没有说不准出警戒线吗？”“队长说了。”“都随便出警戒线，要红旗有什么用？”“我下次注意。”“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植荣。”“你犯什么罪？”“历史反革命。”“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国民党军的排长。”“杀过人没有？”“杀过。”
对话惹怒了王忠全。他命令李植荣转身朝前走。李向前走了几步，王还嫌不够；又喊再朝前走，李又服从了。重复好几次，李离警戒线越来越远了。王忠全对旁边的马洪才说：“开枪打！”马奉命拉上枪栓，准备射击。李植荣是军人出身，听到枪栓声，觉得不对，急忙转过身来，可是子弹已经打中他的腹部，应声倒下。王忠全急切地对马洪才说：“再开一枪，再开一枪。”慌乱中，子弹掉落在草地里，马蹲在地上找到子弹，然后再上膛，朝天开了第二枪。
两声枪响惊动了正在草垛里休息的劳改队李队长。李赶到现场，看到被击中腹部躺在地上的李植荣，便问怎么回事。王和他嘀咕了几句，接着他就命令犯人大组长刘德元在离草垛不远的地方集合犯人队伍。这期间，李队长走到李植荣跟前，踢了他一脚，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按王的说法，向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过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这时李植荣又挣扎着跪起来一条腿，但马上又倒了下去。
王忠全、马洪才等带领犯人队伍回监舍，留下李队长和战士赵明贵看守现场。这期间，受伤的李植荣没有得到任何抢救。王、马步行好几里路，押送犯人队伍回到监舍，然后向上级汇报，再由上级派人赶到现场。李植荣仍然还没死，与赶到现场的排长刘继贤有对话。这时仍然没有任何人企图采取任何措施抢救李植荣。在一名犯人用牛车拉回的半路上，李植荣才断了气。该犯人将他草草埋葬。事后，按照“犯人企图越狱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被当场击毙”的结论，通知李植荣的家属。向各分场犯人传达时，也都说是嫩江农场七分场有个犯人企图越狱，跑出警戒线七十米以外。解放军鸣枪警告，他不听，继续逃跑，不得已开枪将他当场击毙。
李植荣的生命不但就这样被剥夺了，还被扣上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反革命的帽子，仅结婚6天的妻子胡凤兰和从未见过父亲的小早因此背了几十年反革命分子家属的黑锅，无法抬头做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