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26日深夜，中共第一任监察部长钱瑛，在病痛和冤屈中凄惨离世。此时，她头上还扣着“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还在经历“文革”浩劫，到处豺狼当道。
钱瑛当初走上“革命”道路时，憧憬着中共许诺的“新中国”，但那些“富强、民主、文明”的口号，在现实中越来越遥不可及。这是为什么呢？或许，钱瑛至死都没有明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们根据钱瑛的传记及相关资料，谈一谈她的悲剧人生。
刘少奇的人？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之后，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批倒批臭，最后被迫害致死。
刘少奇一倒台，钱瑛的厄运开启了，她被认为是刘少奇的人马。为什么呢？
钱瑛1927年加入中共，1928年7月到上海，被分配到中共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总工会常委刘少奇是她的领导。
1929年，钱瑛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北、江西、广东、上海、江苏、四川等地，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而刘少奇长期领导中共地下党，被认为是地下党的总代表。
1949年中共建政后，刘少奇是分管纪检监察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钱瑛呢，1954年9月被任命为中共第一任监察部部长，1955年3月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长期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又成了刘少奇的部下。
两人的工作关系，想撇也撇不清。
刘少奇被打倒后，中央监察委员会被批判成“长期以来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把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工具”，中监委17名常委，除书记董必武外全部被整，包括钱瑛。
得罪江青
在那个时候，很多自身处境凶险的人都忍气吞声、缩着头过日子。但钱瑛还敢出声，这让她又得罪了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
1967年1月，毛泽东发动“夺权运动”，要在全国各地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江青是“夺权运动”的重要操盘手。
在四川，江青专门找到几个被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党籍的人，去夺四川省委的权。其中一个叫刘结挺，一个叫张西挺。两年前的1965年2月，这两个人因严重违法乱纪，被中监委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到了“文革”，刘结挺、张西挺先是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状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后还跑到北京，要求翻案，得到江青力挺。
江青让中监委给刘结挺、张西挺“平反”，钱瑛不同意，坚持说中监委的处理是正确的。江青非常生气，骂道：“什么检查、监察，竟敢搞到老子头上来了。”
在江青的主导下，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共中央名义强行给刘、张平反，并派他们回四川夺权。同时，江青鼓动北京大学“东方红战斗团”到中监委，贴出大字报《钱瑛――刘少奇的马前卒》，诬蔑钱瑛是“叛徒”“特务”等。
从1967年起，中央文革小组对钱瑛实行“隔离审查”，次年升级为“监护审查”，把她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一所军营里，长达5年多。
不过，得罪江青还不是钱瑛被加重迫害的全部原因。钱瑛做过三件事，一直被人称道，但在那时却成了她的罪状。
救600名右派 竟成罪状
第一件事，1960年冬，钱瑛到甘肃省调研时，解救了在夹边沟被饿得奄奄一息的约600名右派。
这些右派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被打倒的，他们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分子。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说要“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全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其中甘肃省饿死140多万人。夹边沟劳改农场，就位于甘肃省张掖地区的沙漠边缘。
钱瑛发现这个劳改农场的右派，纯属偶然。
一天，天上飘着雪花，钱瑛的司机开着车在沙漠里跑，跑着跑着迷路了。不久，他们发现一条沟里飘出轻烟，就朝有烟的地方开去。到沟边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足有二三百具尸体。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大声喊：“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近处有个人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
当钱瑛一行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大声叫喊：“不能下去！”听到叫喊声的右派司继才和官锦文，赶快走出来，发现农场管教人员刘振玉正朝钱瑛那边走，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
钱瑛的警卫员拔出枪，对着刘振玉说：“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刘振玉一听吓坏了，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样子，马上变成低眉顺眼。
官锦文立马大声喊：“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问明官锦文的情况后，让他带路到各个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那里还躺着不少命悬一线的人。
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五六百人吧。”钱瑛立即打电话给酒泉地区负责人，让他们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过来，并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
在大饥荒中，钱瑛动恻隐之心，救了600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到了“文革”，这自然成了她的“罪证”。
钱瑛做的另外两件事，是扳倒曾希圣、平反张恺帆。
扳倒曾希圣 平反张恺帆
曾希圣曾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他能揽权，原因就在于紧跟毛泽东的极左政策跑。
1957年“反右”运动时，曾希圣在安徽省划了3万多个右派。1958年“大跃进”运动，他在安徽大搞强迫命令，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安徽饿死500多万人。
当时，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对曾希圣的极左做法提了一点不同意见，曾希圣就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毛听后说：“看来李世农是个坏人。”有了毛的这句话，曾希圣回到安徽，立即把李世农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株连省（部）级官员33人，厅（局）级官员77人，政法系统被批判处理的官员3000多人。
安徽另一个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也和曾希圣不一样。他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结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
这可了不得了。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曾希圣就派安徽省长黄岩立即赶回安徽，组织批斗张恺帆。
1959年9月9日，安徽省委作出《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把张恺帆和支持他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等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天，关押200多天，押送淮北某矿监督劳动。他的妻子史迈也受到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恺帆6名亲人被迫害致死，包括他的二弟、堂兄、堂弟等。后来平反时统计：仅当地一个无为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就有2万8000多人。
钱瑛通过群众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了解到安徽问题严重。她几次派人去调查，将安徽的情况汇报给刘少奇等，并在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陪同刘少奇到安徽组，帮助安徽官员解除顾虑，检举曾希圣的问题。
曾希圣因此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
七千人大会后，钱瑛又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协助安徽省委甄别冤假错案，为李世农、张恺帆平反，还平反了一万多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官员。
可想而知，钱瑛协助刘少奇，“扳倒”毛泽东赏识的曾希圣，平反毛点名批判的张恺帆等，这两件事到“文革”又成了她的“罪状”。
遭康生报复
除此之外，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也早就对钱瑛怀恨在心。
康生在中共党内是有名的迫害狂，他倚仗毛的权威，作恶多端。陈云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还有人称他“阎罗王”。
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等人发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地下党说成是“红旗党”，说这些人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干着维护国民党的事情。钱瑛驳斥了“红旗党”的说法，保护了很多被怀疑的党员。康生一直记着这件事，“文革”来了，他算账的时候也到了。
钱瑛被迫害致死
审查期间，钱瑛曾以死抗争，却被说成企图“畏罪服毒自杀，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1972年4月，她确诊肺癌，被专案组安排到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仍受到严密监视。她被隔离在医院顶楼10平方米的病房里，窗户被钉死，6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昼夜轮流看守，不准任何人去探望。
1972年11月29日，钱瑛病情稍有好转就被强制出院，押回原监管地点继续审查。但毕竟她是重症病人，因为得不到起码的治疗，加上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她的病情急剧恶化，1973年5月2日再次被送到日坛医院时，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1973年7月26日深夜，钱瑛去世。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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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