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大家谈】专访李英之:枪声中逃跑的“历史劫余者”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6月21日讯】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

今日焦点:亲历坦克无情辗压,见证天安门、木樨地真相;痛斥中共“黑帮治国”酿苦果。艰难反共35年,枪声中逃窜的历史劫余者李英之铿锵忆述!

历史劫余者 一路艰难反共 三十余载】

李英之,祖籍江苏淮阴,60年代他随父母迁往乌鲁木齐,并在那边长大。

后来,他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的氛围让弱冠之年的他,对自由、祖国、理想、正义等价值观充满了强烈的追求。

1989年从4月开始,李英之全程参与了“八九学运”。他也是六月四日清晨,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纪念碑的学生之一。

当年他正值意气风发的年代,本以为借着那个壮阔的历史局面,中国可以迎来开放和民主。但当时没人想到,从学生绝食抗议、慷慨演讲,换来的却是坦克进城,换来了荷枪实弹的军人向民众开枪。

中共的血腥镇压带给人巨大的冲击,李英之的满腔热血化作悲愤和动力,他选择留在中国,希望尽一己之力,改善中国社会的进步,矢志于平反“六四”,让中国实现真正的自由。

但世事难料,中国的政治环境从未出现改革的希望,反而愈加紧张。

每年“六四”“两会”等敏感日,李英之和许多维权人士一样,被限制、被控制。他在中国生存下去的空间越来越小,被迫搬迁、被迫关闭生意、不让他的孩子上学……疫情三年,他感到经济压力巨大,又有自家孩子的健康等原因……

在“八九学运”三十多年之后,李英之在2023年携妻女来到美国。他说这对他来说是换了一个战场。

【三十多年的坚持 做一回“人”】

李英之:说三十多年的坚持,这个话说起来很轻快,但是做起来那是非常沉重的。而且要说到你是不是坚持了,是不是坚持了三十多年,我想说的就是首先在1998年之前,我的“30年代”就是说中国的90年代。我们做的抗争运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因为时间也挺久远的,那确实在坚持,对吧?当然另一方面,我也不是说富二代、红二代、什么学二代,我们就是个平民子弟。

我父母是从江苏的农民到乌鲁木齐去当了一个工人,我母亲因为孩子多,我兄弟姊妹有5个,没有工作,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所以,我就是一个工人子弟,我们始终面临生存的问题。所以你这坚持过程,你始终要权衡利弊,要去工作,一半的精力要忙打工,2012年以后参加维权活动。

这些年,我担任各种职业的身份,包括做广告、包括在学校当老师、包括做收藏业务。2000年—2011年,这11年间,我在中国各地就是奔波嘛,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用双脚把自己的故事写在这片土地上。

而中间在2009年“六四”20周年的时候,我带着横幅去了广场,做一个表达。后来,我就有两年去做这个,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是“文化”,不是“政治”。所以我想说学历史,推动第二次中华运动。我当时编了一个小册子,写了2—3个月,想做这个,然后还出了自己的一个文集。2012年以前(总共)就是四本印制文集,还写了很多部落格上的文章。

结果到了2012年就是“习、李”上台,尤其是6月份,李旺阳先生的过世,对我刺激非常大。我才意识到,你在中国你要做“政治反对派”……我们都知道1998年组党,1993年1992年胡石根先生他们也搞组党,那抓进去就10年以上判,你啥也干不成。所以这时候,虽然李旺阳先生他是因为“六四”关了很多年,那么我对他的死,确实对我震动非常大,他们付出非常多。

那我想的就是从维权的角度,就是,你不要讲他是一个政治事件,你就讲他是个人,他不能这样死,你对一个普通人,也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从人道、司法的角度,最后因为这个事我发起中国民间维权联合会。湖南的李华明老兄比较支持我,比较推动这个事情,我才走上了维权之路。维权时代开始,维权领域非常宽广。他不是你搞一个政治反对党,你说共产党(不好)我要搞一个民主党,不是这样的。那你可以做维权,有拆迁的、有上访的。我自己社区的业委会选举,人大代表选举这些事情,事无钜细,很零碎的。

你比如说,你要搞“业委会”,你要申请,要大家业主给你交材料,组织,那都开几十次会议。国保他没有对我打压,因为他觉得,这是在你社区里的工作。但是这些,都是中国实现民主的基层基础的东西。

所以说,我可以说,三十多年,我们是坚持下来了。我这个人也不是说非常复杂,比较单纯,就是抱定这个信念去做。因为一生一个梦想,那我自己还感慨,我说,有些人说有来世、有什么,我说我这一生,我认为就是做一回“人”。人走了,天堂、地狱,我不知道,我知道人走了不会再来了。而我这一生就是做了中国人,对不对?我做一回人,就是中国人,我不是别的人,对不对?那我就是要为这个事情。

人是环境的产物,我就是20岁到了北大,我要不到北大,我到新疆大学,我一定不会这样。你就是在那个环境造就了你,青年人一定是爱这个国家的。青年人天然有理想感,理想主义,天然的正义,非常强烈的热情。我们就是被造就成那样的青年,那么加上1989年的经历,加上(我在)看守所(被)关了半年。我就说“时代在下行”,但是我的青春要“上行”。所以说,值不值得,首先我没有违心。

共产党的那个官场我一天也待不了。我不可能天天说违心的话这样生活。我没有违心,我就要走(维权)这条路。所以说一个人不违心,爱我所爱,义无反顾,这样的人就是值得。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的。今生今世选择了这条路。

【八九学运35周年 六四亲历者 铿锵忆述】

扶摇:今年是八九学运35周年,作为亲历者的李英之,已经身在自由社会。“六四”纪念日这天,他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铿锵回望当年的经历,一切仿佛就在昨日。

李英之:35年了,真的很漫长。肯定想起来是有一种特别悲愤甚至绝望的心情,就是“六四”这件事情,1989年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平反过。也就是中共专制的政权暴政还在继续,这说起来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真的很漫长。我到了海外以后,有一次,在网路上,旁听西藏的一些人士谈1959年的事情。

当然,西藏我了解得少,因为我在国内也看得少。当然,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宣传,当时上来就是65年。我一听,当时就一震,我说65年,我这35年也都觉得长。所以说,你还要等几年呢?35年,我55岁了,我那时算是最年轻的,我们比88级小的,19岁。我89年20岁,88级是一年级,我们是二年级。

漫长的岁月会吞掉人的生命,而且是你最重要的年华,20–50岁。确实让人想起来是绝望,但是另一方面已经很多时间过去了。那这个事件,总有个时间吧,对吧?你八九“六四”这件事情,我说的这个平反不是共产党平反,就是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自由的话,就会对八九“六四”平反。那现在35年过去了,还要35年吗?如果还有15年,还有5年呢?

另一方面,所以说你应该要高兴,这个已经35年了,后面的日子会短,这个中国的专制是要结束的。而且现在也看到,尤其这个人现在在中国的执政十几年,把中国搞成啥样,越走向大局要改变的时刻,也有这个欣慰的高兴的一面。

今天早晨,我有几个瞬间产生的想法,因为我一直在坚持写诗。

我想了这么几句:“为你流了多少泪,为你走了多少路。你是永远的初恋,美丽永远在,对你的爱永远在。你也仿佛耶稣受难,但你必复活。”

当中国的自由民主取得胜利的时候,我把这首短诗,今天早上我即兴想到的,今天要接受采访,这个视讯采访。那我把这个题目就叫“1989”。

那么同时,我这段时间也听歌曲,以前听披头四乐团唱的《Yesterday》。这首歌我也没太听懂,最近老听它旋律确实比较独特。那么昨天晚上睡前呢,我又听了。我突然想到这个歌词呢,用在我这件事情,用在89年这件事,挺贴切。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I believe in yesterday。我沉眠于昨天。我加一句说:Yesterday is 1989,昨天就是1989年。他的下面的歌词是说: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这个意思是说,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但是我把这个字改成啥呢,我的英文不太好,我就改成啥呢:I’m the man I used to be in 1989。我还是我。

扶摇:当年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是年过半百,岁月抹杀了青春,但抹不掉的,是李英之刻在骨子里的血和泪的记忆。

李英之:从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当天)到6月4日其实也就是50天,50天时间不长。

那我跟你讲我考到北大呢,我是在一个新疆乌鲁木齐中学,我不是什么重点,不是省重点、市重点,我就完全靠刻苦,就是我们平民子弟。我是受罪的,年轻的时候就刻苦吃苦嘛。当然很多考到北大、清华的也都是很刻苦的,确实是这样的,虽然条件好的也是。所以说,有这个毅力参加这些事。

1989年,我是在4月17日,我们这个时间前后参加游行,4月19日夜里去,凌晨回来到清华门前静坐,然后4‧27大游行,4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给胡耀邦开追悼会,那广场很多来静坐的学生,我当时也坐在下面。

那么五四大游行绝食,5月12日晚上在北大三角地讨论绝食,我上去做演讲,当时就讲一两句话,下面的人就疯狂鼓掌。那时候大家情绪都非常激动,我做了一个短暂的演讲,就是推动支持这个绝食。我就讲我们,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是一个历史文科学生,但是我们下功夫苦学,就天天泡图书馆,泡图书教室,不比理工科学生差。但现在,你这么学为了什么,当时你现在看到国家这样子,那一定要去支持。当然你也可以说20岁的时候,你对很多的事实,是不太了解,但很单纯,很理想。

所以说,这个绝食呢,从5月13日–19日都参加了。然后这个19日我是因为当时绝食5天以后,医院好多护士到广场去声援去。我后来舌头下面是溃疡嘛,我回到学校那个溃疡还一直在,人会发生很多生理反应,所以精神上也是这样。我坐在广场绝食的时候,我倒没有晕倒过,我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国政系的八七级同学叫吴冲,他在我面前晃着,就倒过去了。

他就是晕倒了,我倒没有(晕倒),然后这个绝食完了以后,就是送到医院待了1–2天,儿童医院,送到北京儿童医院。然后回到北大,那广场那个情况还很惦记。

【六四真相 坦克无情辗压 差点没命】

扶摇:李英之一直研究历史,他也称自己是“历史的劫余者”。他说每到“六四”纪念日,他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悲哀,挥之不去。

李英之:6月3日晚上,我下午5–6点吃完饭,就骑单车,看到记者也骑单车,那可能要骑1–2小时到天安门(广场)。我当时就骑到复兴门,离木樨地不远。东长安街天安门人潮就人海一样,那都是人头,当时广播上还广播着这个。我就讲讲,那天晚上我的经历,这个东西不是所有年轻人都经历过,也不是所有89年的青年都经历过的。所以说好多事情,你一定是强烈震撼你的心了,对不对?就身如其境了。

那么看到人潮滚动,我就没有走长安街,我就骑单车走南面那条街,就是复兴门桥下往南面走,沿着南面那条线,我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天安门广场,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待到8–9点钟没事,那时候人并不多。我应该到9–10点钟左右,我就骑单车到南面去看,我到永定门那边去看。

那么这个就是恰恰我选择了,我没有选这个木樨地,我没有选西长安街。如果我选在那儿,我想也许我的命也有可能(就丢在那儿)。看了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面讲的话,就是说大概是6月3日晚上11点左右,邓小平给迟浩田国防部长下令,你今天晚上你是必须把这个部队,投送到天安门预定的清场,就是要把他们赶走,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不惜一切代价。那什么意思?那就干吧,开枪打呀。

那么木樨地到天安门4–5英里的路程,他们花了4个小时。这个木樨地死人,有些人描写坦克车直接就辗过来,一个坦克车辗过去死了九个,伤了几个。方正也描写,他当时腿怎么被辗到的这个情景。我就说我没去那儿,这都是全都是偶然。我就说我要去木樨地那儿,会咋样?

我到了永定门我骑车一路,我也不知道多远,因为到永定门那条街就是正对着天安门往南去,骑了肯定4–5公里停下以后,天色很黑,我现在记得很清楚那个场景,就是从南面来了一个男的,上来就把停在路边的军车两个点亮的灯,拿棒子给敲碎了,然后他就喊了一声说:他们来了,军队来了。他就赶紧躲开了,我们也赶紧躲开到路边。

记得一百多人吧,就是士兵,都是荷枪实弹就跑过来了,跑过来他那个当时是有枪声。这个枪声是往前打,还是往天上,我不能记得很清楚,就是他朝没朝(我们放枪),但是,他是往前,他没有往左右两边开,确实有枪声,肯定也有鸣枪示警。

他跑过去以后呢,后面的老百姓群众就拿着石头、就拽他们,当时就有一个当兵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我记得很清楚。我上去还有一个北京高三的学生,我们上去看那个士兵,眼睛肿得跟鸡蛋一样,脸上是血,我们哪见过那个场面。

我哥哥当时当兵,我哥哥比我大两岁,他属羊的,我属猴的,他当兵的,我一下想起我哥哥。

然后我们就跟别人拿那个板车,因为那个战士已经昏迷了,反正我知道他是江苏东海人。我同班同学有江苏人,就是江苏的连云港人,东海属于连云港,他是东海人。我知道这个人。我们把他拉到板车里,拉到周围的医院交给医生,我现在想想那个战士,应该只有18岁。

他是死是活,我不知道。这是我这么多年35年后才披露的,当然我在我的自述里,也写过这个东西。完了以后呢,我就回到永定门的大街上骑着单车,我就往回跑,就回天安门。当时路上也没遇到士兵。跑到天安门呢,最后的场面就是大家都聚到纪念碑上面。

当时就是刘晓波、周舵他们就谈判。我就看着当兵从人民大会堂冲出来,冲出来跑到这个纪念碑下面,那刺刀就对着上面,那意思是你不听话,那我就刺刀往上走,接受谈判,就撤兵了。然后我们就排队离开这里,应该是4–5点。我记得非常清楚,还听到清脆的枪声打在那个纪念碑上,那个纪念碑上还有枪眼的。

我离开以后,我们是从南边正阳门往西拐,到人民大会堂的后面。人民大会堂后面就是西边,我走了,后来我就离开这个队伍,当时还有老百姓夹队地送我们。大家都很悲凉,我们也默默的。当然后来知道有几个人,也是那个时候撤离,因为我在国内有一个维权人士叫刘少明,他告诉我,他也是那天晚上撤离,他也是一直坚持。他年岁比我大,后来听周峰锁、李恒青说,他们俩清华的怎么撤离,别的我就不知道,就是我们都是那天离开的。

我离开以后,到长安街上,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坦克车辗过道路,辗过那个道路的水泥啊。长安街那条路,水泥怎么能经受坦克车的辗,哪有这种事。只有这个阅兵的时才用,那个道路就辗碎了,水泥就成齑粉了,然后它往前开。周围路边的长安街两边的民众,就拿石头去砸那个,当然我没有看到。

当时那个场景,就是那个坦克上面有机枪啊,没有说坦克车的炮筒里爆炸了,那没有。然后路边也看到几个尸体,是烧的。人被火烧那个尸体,是非常丑陋还挂着,这个我也看到了。怎么回事、怎么造成的,我不清楚。

我还记得幽蓝的天空,我在木樨地的那个地铁站口,就远处打了枪声,我们躲在那个地铁口,看远处的枪声的情形。我回到北大是6月4日早上10点,系上都在找,回去都在找嘛,那一定是发生这样的事。

我回去那天,是阴天,阴沉的,大家有的人都戴了黑纱,然后就是一片悲戚的气氛。你想北京发生这样的事,全国各地的父母,他都不担心孩子吗?就来催,我就收到我叔叔电报,我叔叔电报说,奶奶病危在江苏。我们老家淮阴,说你赶紧往回赶,他实际上善意地骗我,我就拿着电报,我哪想是假的呢,就拿着电报往北京东站走。

6月8日晚上走着去,没走成,路上车站当然都是当兵的。已经6月8日了,没走成,我就骑车回来,还拉了个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这孩子是88级的比我小一岁。我们俩就一起走,走到西直门,那当兵的就拦住我。我当时还很激动,我跟他讲,我们“反腐败”,我气势还很强。然后他从我书包里,翻出我在广场的日记,我一直写日记,我这么多年都写日记,到这个广场记的日记,绝食的日记,都记着。他一看这些东西,我们当时去绝食,我还写了遗书呢,我二十岁我无所谓,死就死了。

那写了遗书得很悲壮的,人年轻就是这样。现在我五十多岁,你跟我说这前面的路,就是要死,你要去干嘛?不一样的,年轻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收(日记)了,就把我送到附近派出所。结果那里很多人,送到那进去以后,7—8个当兵的给我,我蹲在地下,围着我,脚踢两下都算轻的。我后来关在看守所里就听说,有些人就是打伤的呀,有没有打死的呢?

现在国内好多维权人酷刑的,最近有孙宁,就是国保跑到他家里搞两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跟着,就是在那个房间里亮了个大灯,让我想起看共产党编的电影里面,审讯共产党人的镜头……

一个警察,人长得还挺周正的,上来就抓着我头发往墙上撞,然后一巴掌从正面劈过来,当时我的门牙,就松了,好歹没掉了。

【残酷杀戮同胞 中共“黑帮治国”酿苦果】

扶摇:亲身见证过中共的残暴屠杀,李英之认为当年中共的枪声打掉的是不少中国人的正义,而正义没了,社会就邪了、歪了、败坏了,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35年来中共劣质不改,而中共的历任党魁似乎也都走上了同一条路。

李英之:这屠杀是邓小平下的令,这个历史细节,肯定很多人不知道,他下的令,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前面我已经讲了,他给迟浩田下令,这是转自傅高义这个权威的作者。他写的《邓小平时代》。我是从别人的书,就是这个严家祺的回忆录里面转的,应该是没错。

那么5月20日的戒严,是李鹏下的戒严令,那么邓小平,他就是个独裁者,最后他说了算,就是赵紫阳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把这话就透出来,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在1987年的十三届人大期间的党代会一中全会上,赵紫阳说的就是,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重大的事情,由邓小平决定,邓小平就是一个决策独裁者。1989年就是反对这个独裁者。

毛泽东也是个独裁者,谁都清楚,毛泽东要这样干,就把整个中国搞成这么多灾难出来。“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大饥荒”死了多少人,“反右”害了多少人,这都是毛泽东这一个人的决策。所以他就是个独裁政权,现在习近平也一样,他还要像毛泽东、邓小平。

1989年反的就是“反独裁、反专制”,现在是“极权暴政”。所以1989年的镇压再清楚不过,显示就是共产党,它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暴政。这个暴政要结束,我相信,这个日子正在到来。他们也岌岌可危,只是我们民族,我们这个民族被奴役的时间太长,缺乏这种勇武的精神。

我特别佩服谭嗣同。但凡“血性”强一点,早已就结束这个局面,因为你抗争的人少,他部队先赴这个局面,这些抗争就会牺牲。就像“白纸运动”,如果“白纸运动”有更多的年轻人上街呢?人是很少,跟89年不能比,但还是有。所以说,当群众无法跟上,少数出头的人、少数领袖就会牺牲。所以中国怎么改变,这些问题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扶摇:提起改变和变局,这是当前最被中国人广为热议的。在李英之看来,共产主义进入中国是将中国带入了歧路。他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观察,中共现在是“黑帮治国”。

李英之:共产主义,我自己学历史的,也是不断地思索,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它如何在中国产生,它的结局会怎么样。

包括人类为什么产生了这场病毒,它最后的结局,会变成什么样子。实际上,这套理论中国是走了个歧路,从1953年毛泽东放弃共同纲领,非要搞“公私合营”,搞“大跃进”。他们要搞这条路,其实这是一条歧路,中国不该走这条路。

人类就是被思想精英,先进的思想引领的。你看美国,美国这个国家怎么建立的,洛克的思想少得了吗,就是这样的。但是精英如果引领错了呢,就像共产主义当时到中国,陈独秀、李大钊,那当时是思想精英,他就信了这个,他比年轻学生看得更透,他引领了青年学生,他要走这个路。

那后来,陈独秀自己到了1942年去世,他写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这书我见到过。他就认识到你这套东西比资本主义民主,资产阶级还糟糕。

所以说,实际上我最近看到的,看到的很晚,我第二次就看1967年在芝加哥大学对这个《资本论》,是1867年第一版出版,它100年纪念。米塞斯就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100年》,我认真看了以后,他就从身为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好多理论好多东西,什么“剩余价值”就做了驳斥。像奥地利学派他很早就在驳斥马克思好多错误的观点。

但是,中国什么时候能看到呢,你像我我是到了这个世纪的20年代,我才能看到这个《100年纪念》。我也孜孜以求,批判了。还有一个东西也努力去寻找,当然没有看完这个《通往奴役之路》。

这个就说“共产主义”这套理论想法思想,这个路,已经破产了。所以共产党中共,还要顶着这个名字,我曾经奉劝,我说9,000万党员,不是说普通党员都有罪过,把这个名字摘掉。

所以说,你指望中共、现在习近平这个中共,这个中共本身,就应该被抛弃了,这个名字、这套搞法,整个要抛弃。你要指望它平反,指望习近平是不可能的,指望现在的中共,因为现在中共已经就像有人说的,成了这个黑帮一样。那么我说的平反是什么,是将来中国民主胜利,中共的这个专制暴政结束以后。

【带给中国人无数深重苦难 中共政权早该结束】

扶摇:纵观中共对中国的荼毒,李英之质问:中国人生而为人的自由何在?他说,这样的邪恶政权早该结束。

李英之:中共建政以后,通过阶级斗争各方面,在中国死了多少人。光是三年饥荒,非正常出生死,造成了死去的人口,就三千多万,至少三千多万,这是杨继绳等很多人研究的资料。

8964他又拿坦克车这样干,残暴到了什么程度?那么我们一路下来,就是现在到了习近平搞“封控”,我在疫情期间我们三年封控,就是他通过这些科技,高科技,对人的控制,就是希特勒时代,他也没法对人这样监控,他利用这个。

国保找到我,我就说人类没有这样干的。你搞的政策你把(中国人)饿死三千万,你这中国从秦始皇以来有饿死三千万的吗,有这种事吗?没有吧,你共产党干出来了,毛泽东干出来了。

扶摇:目前,关于“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外界说法不一,但普遍认为饿死大约为4,000万人。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炎黄春秋》的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过经10年的调查,写下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介绍:1958年–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因为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先生2010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介绍,大饥荒时期导致4,500万人死亡。

据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此前透露,当年根据赵紫阳的要求,曾对大跃进死亡人数做过调查统计,结论也是4,500万人。

李英之:同样,你三年疫情,其实开始他第一年封控,还可以理解,因为这个病,谁都不了解,全世界都搞不清楚。问题是,他要第二年、第三年……

我记得奥密克戎出来的时候,就是他没有那么那个样子。他搞到第三年,我说你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你随时想把哪里限制起来,在家里坐牢你就随便。你这成啥了,中国有14亿人口,上海2,000万人口,你都能给整个1–2个月就关了。你到了什么程度?

我姐姐在新疆就在乌鲁木齐那个小区,他们被关2–3个月就不让你出门,吃饭什么的,不能出小区,甚至不能出单元,它就搞到那份上。你这还有一点人权的味道吗?你一点人权都没有。

中国人没有自由,我讲了没有抗议自由,没有上街表达自由。你放在美国,你可能吗?美国人有枪,美国人可以对政府表达不满,可以抗议的。你中国人可以吗?你不能,所以任他这样作孽,这到了极致。

你现在说普京、说俄罗斯不好,普京对俄罗斯,他能搞到这份上吗?只有中共能干出这种事。所以他的三年疫情的封控,跟毛泽东这个三年大饥荒有得一比。所以到了极致。

我前几天,就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国内微信朋友,转了一个小视频,我看了当时就冲天的愤怒。他就一个小孩子六七岁,他可能七八岁,他肯定被爸爸妈妈管得太厉害。他就在哭着喊着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们知道吗?富强、民主、和谐,这我都没什么。他突然就念到了“自由”两个字,“和谐”后面念“自由”。他说一点点渣渣自由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这是中国人活着,这孩子说的,就是皇帝的新衣。

我在国内我们封控我都体现到了,我在国外讲过多少次了,我说你是搞到啥程度,就搞到这份上。你白纸运动为啥起来?就是因为封控疫情搞得太厉害了,人实在没法承受了。搞到第三年,对不对?还是年轻人起来,这个小孩子喊的话,他就说一点点渣渣自由都没有。他哭着喊要自由,你知道自由吗?我当时气得我说,中国应该立即做出改变。

前几个月,联合国定期普遍审议,我也写了稿,我说中国人没有自由,嘴上的自由都没有。我的微信号李英之就封了10次,群经常封,这十多年了,我还有别的号,还有10年老号,它也封了。中国人有言论自由吗?中国人是奴隶呀,那是个奴隶社会。应该立即改变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说这个理由那个理由的,立即改变。

说重的就是这样的政权就是王八蛋的政权,早应该完蛋,早应该结束,有什么道理还存在着呢?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在这个环境下,所以就要改变,很快去改变它。我相信它也长不了,中国人要获得自由。

扶摇:一路走来,李英之看到中共带给中国人的无数深重苦难,身为史学研究者,他觉得记住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很重要。那些为了“中国的自由”而贡献自己力量的人更值得被记住,值得传扬。

李英之:越是在艰难的时候,就像《菜根谭》说的“要咬紧牙关,要多努力”。国内的朋友、同道他们需要声援,他们不愿意发声这是一个。

一个就是我学历史的,因为我包括前面做自由魂,英烈这种编辑、传记之类的,这本身也是有编史的意味。我想我比较熟悉,这十几年国内维权的形势,能够把这些历史做一些记录,如果有力量编撰起来最好。

再一个,就是如果有条件,就把更早以前的国内民运的事情,我也经历了,就把他们整理记录。

我们一直缺乏一个很好的历史,共产党是非常注重宣传它的(假)历史,这个谁都清楚,共产党把它的历史,都吹上了天,天天给人民洗脑。我们也应该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就是品牌竞争。你看可不可能?

扶摇:感谢李英之先生的分享和多年的付出,期待我们可以早日迎来中国自由的那天。谢谢大家收看“新闻大家谈”,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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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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