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录之二百零三十五:“这是人做的事吗?”

整理:袁斌

颜恩统是重庆市忠县人,家里有四口人,父亲颜洪星、母亲王氏,没有名字,哥哥死在了抗日战场上。就这样,颜恩统成了独子。

1942年,颜恩统从县立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那时叫显周乡。当时在乡里他算是文化比较高的,所以,老乡们就推选才16 岁的他当了保长。他当保长的时间很短,没多久就去乡中心校当老师了。

颜恩统家田产不多,只有300 丈,折合不到 3石粮,其中自耕一半多,出租不到一半。为什么出租?哥哥死在前线,他又在教书,家里缺少劳动力,就出租了一部分给人家种。

颜恩统回忆,“土改时评成分硬是把我们评成地主,活天冤枉啊!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要25石租才可以评地主,我家就算全部出租也不到3石,怎么是地主呢?但是哪个让你申辩?他们想怎样整就怎样整,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有一个人说你是,没有另外的人反对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成了地主。当时工作队是西南工作团——从部队转业的,对政策搞不清楚,反正听群众的。想申辩?你敢!我常常在想,如果真正照共产党的政策办事,我们乡只有韩茂生一个人够地主资格,其余一个也不够,但是我们乡被评为地主的太多了,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管制的管制,连子孙都受尽了迫害。”

每逢提起土改时的那些恐怖场面,颜恩统就十分难过。

他清楚的记的,老龙三队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二人同时在鱼箭滩河边被枪毙,他被押去“受教育”,其实就是陪杀场。王石泉的罪名是“干恶霸”。“什么‘干恶霸’,乱栽的。” 颜恩统说。

王万木死的最冤枉,被枪毙时只有19 岁,罪名是反革命。说来太荒唐,他连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都搞不清楚,一个山区的娃娃,哪里都没去过,知道什么革命反革命?乡里的工作组把他关起来,问他是不是反革命,他以为“反革命”是个很光荣的名字,就满口答应是反革命,哪晓得这就要了他的命。

等到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没办法了。拔山区的领导对他是不是反革命有些怀疑,派人送信到显周乡,叫暂时不要枪毙他。送信的人走了20里山路赶到显周场,有些累了,就在场上歇了一会,抽一秆烟再赶去鱼箭滩刑场,就在慢慢抽完烟走出场口时,听到鱼箭滩上的枪响了,显周到鱼箭滩很近,如果不是抽那一秆烟,王万木就不会死。

与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同时被杀的一共七个人,他们是:乡长王在新;因为在县府当过几天兵,被安了个兵痞杀了的陈俊峰(音);还有是民国时在乡公所煮饭的炊事员周定芬,也被杀了。颜恩统说,“当时枪毙人没有标准,你要喊冤,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去:‘群众还会把你冤枉了。’‘群众’太可怕了!你要再不服,吊起就打。”

仁和村的颜桂轩,土改时已经80 高龄了。他在民国县政府当了30多年的科员,一生清正廉洁,没有买过田地,只有祖上传下的几石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他写得一手好书法,经常在县城狮子坝一家裱褙铺帮人写字,人缘很好,人们见到他都友好地给他一支烟。他在城里谋职,家里无人种田,就租给别人种,就这样,土改时也被评为地主。由于他30多年都在城里,家乡实在找不到他什么“罪证”,就说他在城里每天吃人家的烟是严重的贪污,30年算下来就贪污了不少。80岁的老人,身体已经很衰弱了,还是要弄来反复斗。

落雪的寒冷天气,把他拉来“坐水盆”——就是脱掉裤子按进冰冷的水盆里受冻受辱。每天没完没了的斗争,他那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可知有多痛苦。他妻子比他年龄小一些,还勉强能撑住,看见他每天那么受苦,妻子实在于心不忍,就在一天晚上和他大哭一场后,为了让他早点解脱,不再受活罪,硬是狠着心把他卡死在了床上。放哨的民兵发现后赶紧堵住他的屁眼(农民认为人死时气往下落,堵住肛门就可以不落气),不要他落气,还想再斗他,但是他已经死了。“死了好些,少受活罪,当时真是生不如死。” 颜恩统感叹道。

韩茂生是被枪毙的,他妻子何代群被民兵们在光天化日下脱光衣裤按在地上分开两腿,把一个“苞谷球球”(脱粒后粗糙不堪的玉米棒)插进她的下身去反复捅反复转动,何代群当场昏死过去。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回忆起这一幕,颜恩统依旧气愤难平:“这是人做的事吗?不忍听闻!把人家男人枪毙了,家产没收了,还要做啥子嘛?她没有死,手被吊打整爪(残废)了。周武灿的手也是被整爪的,捆的时间长了血脉不通,手怎么不爪呢。”

更残忍的是,土改工作队干部拔冉泽民主持山乡五星村斗争大会时,竟把一位十多岁的地主女儿裤子扎紧,再把黄鳝放进下身去乱钻,还扒光她裤子双腿分开站在两个马凳(木工用具)上用火烧下身,美其名曰“烧飞机洞”。“简直惨无人道!地主的女儿还没成年,有什么罪?这是人做的事吗!” 颜恩统说。(根据谭松着《血染的土地》整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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