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恩统是重庆市忠县人，家里有四口人，父亲颜洪星、母亲王氏，没有名字，哥哥死在了抗日战场上。就这样，颜恩统成了独子。
1942年，颜恩统从县立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那时叫显周乡。当时在乡里他算是文化比较高的，所以，老乡们就推选才16 岁的他当了保长。他当保长的时间很短，没多久就去乡中心校当老师了。
颜恩统家田产不多，只有300 丈，折合不到 3石粮，其中自耕一半多，出租不到一半。为什么出租？哥哥死在前线，他又在教书，家里缺少劳动力，就出租了一部分给人家种。
颜恩统回忆，“土改时评成分硬是把我们评成地主，活天冤枉啊！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要25石租才可以评地主，我家就算全部出租也不到3石，怎么是地主呢？但是哪个让你申辩？他们想怎样整就怎样整，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有一个人说你是，没有另外的人反对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成了地主。当时工作队是西南工作团——从部队转业的，对政策搞不清楚，反正听群众的。想申辩？你敢！我常常在想，如果真正照共产党的政策办事，我们乡只有韩茂生一个人够地主资格，其余一个也不够，但是我们乡被评为地主的太多了，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管制的管制，连子孙都受尽了迫害。”
每逢提起土改时的那些恐怖场面，颜恩统就十分难过。
他清楚的记的，老龙三队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二人同时在鱼箭滩河边被枪毙，他被押去“受教育”，其实就是陪杀场。王石泉的罪名是“干恶霸”。“什么‘干恶霸’，乱栽的。” 颜恩统说。
王万木死的最冤枉，被枪毙时只有19 岁，罪名是反革命。说来太荒唐，他连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都搞不清楚，一个山区的娃娃，哪里都没去过，知道什么革命反革命？乡里的工作组把他关起来，问他是不是反革命，他以为“反革命”是个很光荣的名字，就满口答应是反革命，哪晓得这就要了他的命。
等到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没办法了。拔山区的领导对他是不是反革命有些怀疑，派人送信到显周乡，叫暂时不要枪毙他。送信的人走了20里山路赶到显周场，有些累了，就在场上歇了一会，抽一秆烟再赶去鱼箭滩刑场，就在慢慢抽完烟走出场口时，听到鱼箭滩上的枪响了，显周到鱼箭滩很近，如果不是抽那一秆烟，王万木就不会死。
与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同时被杀的一共七个人，他们是：乡长王在新；因为在县府当过几天兵，被安了个兵痞杀了的陈俊峰（音）；还有是民国时在乡公所煮饭的炊事员周定芬，也被杀了。颜恩统说，“当时枪毙人没有标准，你要喊冤，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去：‘群众还会把你冤枉了。’‘群众’太可怕了！你要再不服，吊起就打。”
仁和村的颜桂轩，土改时已经80 高龄了。他在民国县政府当了30多年的科员，一生清正廉洁，没有买过田地，只有祖上传下的几石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他写得一手好书法，经常在县城狮子坝一家裱褙铺帮人写字，人缘很好，人们见到他都友好地给他一支烟。他在城里谋职，家里无人种田，就租给别人种，就这样，土改时也被评为地主。由于他30多年都在城里，家乡实在找不到他什么“罪证”，就说他在城里每天吃人家的烟是严重的贪污，30年算下来就贪污了不少。80岁的老人，身体已经很衰弱了，还是要弄来反复斗。
落雪的寒冷天气，把他拉来“坐水盆”——就是脱掉裤子按进冰冷的水盆里受冻受辱。每天没完没了的斗争，他那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可知有多痛苦。他妻子比他年龄小一些，还勉强能撑住，看见他每天那么受苦，妻子实在于心不忍，就在一天晚上和他大哭一场后，为了让他早点解脱，不再受活罪，硬是狠着心把他卡死在了床上。放哨的民兵发现后赶紧堵住他的屁眼（农民认为人死时气往下落，堵住肛门就可以不落气），不要他落气，还想再斗他，但是他已经死了。“死了好些，少受活罪，当时真是生不如死。” 颜恩统感叹道。
韩茂生是被枪毙的，他妻子何代群被民兵们在光天化日下脱光衣裤按在地上分开两腿，把一个“苞谷球球”（脱粒后粗糙不堪的玉米棒）插进她的下身去反复捅反复转动，何代群当场昏死过去。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回忆起这一幕，颜恩统依旧气愤难平：“这是人做的事吗？不忍听闻！把人家男人枪毙了，家产没收了，还要做啥子嘛？她没有死，手被吊打整爪（残废）了。周武灿的手也是被整爪的，捆的时间长了血脉不通，手怎么不爪呢。”
更残忍的是，土改工作队干部拔冉泽民主持山乡五星村斗争大会时，竟把一位十多岁的地主女儿裤子扎紧，再把黄鳝放进下身去乱钻，还扒光她裤子双腿分开站在两个马凳（木工用具）上用火烧下身，美其名曰“烧飞机洞”。“简直惨无人道！地主的女儿还没成年，有什么罪？这是人做的事吗！” 颜恩统说。（根据谭松着《血染的土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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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