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朋友们，前不久，中国山东的邵先生（David）在接受《看中国》记者的专访时，讲述了他从一名标准的粉红转变成坚定的民主斗士的心路历程。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David出生于中国山东农村，他说，从小，从电视、报纸到学校，所有的信息都在灌输所谓的爱国价值观，党、国分不清，他曾自豪的认为“祖国多么强大”、“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并且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小粉红，粉到什么程度，当他看到北京申奥成功的电视转播时，高兴的的跪在电视机前磕头庆祝！
三十多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David来到新加坡一家公司当司机。通过油管和推特，他接触到了国内无法看到的资讯，逐渐发现自己过去的认知与现实存在巨大落差。
他记得第一次在YouTube上看到六四学生运动的真相，震撼不已，也非常气愤，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他慨叹道，“这种颠覆三观的感觉非常痛苦，你从小相信的东西，突然发现很多都是假的。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中。”
最初让David产生质疑的，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毒奶粉、假疫苗、化学添加剂过量的食品，这些问题威胁着千千万万家庭的生命健康。他觉得，“这些事情不只是新闻，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当你看到亲戚朋友的孩子可能喝的是毒奶粉，打的是假疫苗，这种恐惧和愤怒是无法描述的。”
更让David感到震惊的是中国对异见人士的镇压。他曾经以为法轮功人士揭露的“活摘器官”指控是“谣言”，但当他接触到更多真实资讯后，才发现活摘器官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已蔓延到了普通人甚至中学生身上。这让他彻底看清了中共的残暴。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分配不均或官员贪腐，而是一个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David认为，中共的本质是一个极权政府，它的核心目标是维持统治，而不是为人民服务。而且中共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全球，西方国家正在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可惜的是，很多中国人仍然没有清醒。
在新加坡工作的十几年中，David也愈加深入了解到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针对中国百姓的种种运动带来的浩劫，例如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等。于是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与宣传，对比中国的社会现状，他亲身见证了民主国家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现实，他意识到资讯自由与公民权利有多么的重要，并重新审视中国的治理模式。
David了解到在新加坡，所有的公园、博物馆、公共设施几乎都是免费的，但在中国什么都要钱，连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都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他不禁感叹，“我在新加坡是一个外国人，却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而在中国，农民没有养老金，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
他认为，中国与新加坡最大的区别在于制度，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新加坡尽管国土面积小，但却拥有健全的社会制度与高效的公共治理体系。新加坡强调法治、公民权利以及廉政建设，保证了经济蓬勃发展，并成功跃身亚洲四小龙。而中国的治理模式却是建立在极权统治与腐败之上。
David说：“新加坡的政府虽然对社会秩序有较强的控制，但它的政策是以服务人民为核心，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会受到严格处罚。而中国的官僚体系则充满裙带关系和权力寻租，普通百姓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David从小生活在农村，深切体会到农民在中国就是二等公民。他说，“在中国，农民一辈子都很难翻身。我们辛辛苦苦种地，但在市场上我们的农产品价格被垄断，卖不了好价钱；我们的孩子要上学，却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在城市接受好的教育；到了老年，我们没有养老金，只能靠子女养活自己。”
David回忆起自己年幼时，看到村里的老人因没钱治病只能默默等死。政府虽然宣传有农村合作医疗，但报销比例低得可怜，很多重病患者根本无力承担医药费。而与此同时，城市公务员和国企职工却拥有丰厚的退休福利，甚至医疗费用也能报销高达90%以上。而他的父母退休后，养老金微乎其微，全靠他养家。David说：“这就是歧视。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被剥削，政府只关心大城市的发展，却从来不在乎农民的死活。我们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却得不到任何公平的待遇。”
2023年3月，David离开新加坡，辗转来到加拿大。他很快加入了民主阵线加拿大分部，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他希望为中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惦念着家乡父老，每天都在关注中国的情况，也参加了多伦多当地多个组织举办的声援“白纸革命”2周年集会、六四纪念活动、国际人权日等各种抗议中共的活动。
David回忆起第一次上街抗议时的心情，他说：“第一次站上街头参与抗议时，我其实很害怕。但当我看到那么多人站出来，勇敢地发声，我内心充满了希望。中国人并不是一盘散沙，还是有许多有良知、有勇气的人在奋斗。”
他也感受到中国和加拿大的两种制度下，国民的心态迥然不同。
David初来加拿大时，曾在过马路时被汽车撞倒，一位陌生的加拿大女士主动帮助他，为他拍照存证，并留下联系方式，表示愿意提供进一步援助。对比之下，David想起在中国的一次经历：2015年，他曾看到一名外地小孩在街头被逆行货车撞倒，围观的群众怕被牵连冷眼旁观，没有人上前帮助孩子的母亲报警。他当时走过去帮忙，结果那名肇事司机恶狠狠地瞪着David，甚至David的朋友也埋怨他多管闲事。
David表示，他不会停止为民主奋斗的脚步。他希望有一天能重返中国，见证一个真正自由、法治、公正的国家诞生。他坚信：“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我相信，当更多普通人愿意站出来，愿意为正义发声，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其实，像David这样曾经很相信中共说辞，而后逐渐觉醒的民众还有很多。
山东省枣庄的戴勇曾经也是小粉红，他在翻墙后发现被共产党欺骗了，因此选择退出共青团。他在声明中说：“我是一名共青团成员，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粉红，我经常响应微博共青团的号召，前往海外推特’出征’，我曾经辱骂过很多国内外的民主运动人士，后来我因为在用VPN翻墙时看到了’天安门大屠杀’和’九评共产党’之后，我顿时感觉我受共产党深深的欺骗了！”
戴勇愤慨的表白：“我曾经自以为我站在正义的那一方，现在看来，曾经的我是多么的可悲和可笑，我希望就此退出共青团，最后我有话想要对共产党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共产党，你们是要遭天谴的！”
走线来美国的大陆民众宫凯接受采访时说，“我大学之前一直是个小粉红，这是我们大陆华人的“出厂标准设置”，你的三观是被中共设置好了的，挺可悲的，也没办法去改变。我从小学的时候带过红领巾，成为一名所谓的少先队员。因为老师说过，你不带红领巾，是不允许你进校园的。万幸的是，我大学之后接触了‘自由门’这些翻墙软件，看了《九评共产党》，就再也不相信共产党了。”
宫凯认为，“中国人还生活在一个被封锁的世界，一个谎言的世界，我感到他们很可怜，所以我希望共产党早日倒台。”作为一个海外流亡的华人，他表示，“虽然说我们以前被邪党日复一日的洗脑，年复一年的洗脑，但是我们现在要积极三退。唯有三退，才能保平安；唯有三退，才能让自由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意识到，共产党不是我们华人的选择。”
宫凯呼吁各国政府、国民都要认清中共。他也呼吁华人远离中共。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