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5年05月07日讯】
引子：现代中国的多种政治选项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封闭的清朝大门，中国的现代化自此开启。
其实不止中国，世界各国近代以降都在纷纷迈向现代化。
现代化不仅仅是指经济的现代化，它还包括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
什么是政治现代化？简单地讲，就是由传统政治体制转变为现代政治体制。
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相继出现和存在过多种政治选项，包括君宪、共和、共产极权等。
熟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最先起步于晚清。当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和两种不同的政治选项。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是清王朝、立宪派和革命党，两种不同的政治选项是君宪与共和。三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革命党和立宪派联手，推翻了清朝统治，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好景不长，存续了仅仅十七年，就被国民党推翻了。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又被中共的共产极权所取代。这个体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共产极权？
众所周知，中共一直宣称，共产党领导是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从意识形态和主观感情出发，只能从客观的历史出发。为此，就必须搞清楚中共是怎么建立、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又是怎么打败国民党和夺取全国政权的。把这段历史的真相搞清楚了，答案自然也就水落石出了。
一、中共是中国人自主建立的吗？
苏联“十月革命”后，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但是，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当时都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那么，是谁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呢？是俄国人。
俄国人为什么要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政权——“苏维埃共和国”。当时，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生存下去。一开始，列宁把希望寄托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革命。但很快他就失望了，预期中的“全欧洲的革命”并没有爆发。与此同时，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在蓬勃兴起。这又使列宁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在这种背景下，苏俄输出革命的重心开始由欧洲转向了东方的落后国家和殖民地。
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苏俄最重要的邻国，控制中国对于确保其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包括建立共产党，试图以此将中国纳入到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一份电报，指示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干一等人的研究，这个代表团有三项任务：1. 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2. 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 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欧洲游历。27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担任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
很快，他们乔装成新闻记者代表团来到了中国。经人介绍，他们先在北京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宣传者李大钊。在与李大钊的接触中，维经斯基明确提出“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注1）随后，李大钊又介绍他们去上海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上海，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起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那里，维经斯基还结识了热衷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庐、李汉俊，和同样热衷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事新报》的主持人张东荪。他与他们经常在陈独秀的家里密谈，在戴季陶的居所聚会。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评论》和《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注2）
开了几次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当时路过上海曾参加座谈会的周佛海回忆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注3）曾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的李达说得更明确：“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在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沉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注4）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到了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仍是陈独秀。维经斯基沿用苏共的习惯，说负责人应称“书记”。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共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就在上海诞生了，并且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接下来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法国、日本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尽管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有的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但它们都是以俄共为榜样建立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初，维经斯基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临行前，他到北京重新会晤了李大钊，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张国涛后来回忆说，“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注5）
为了继续推进维经斯基未完成的建党工作，由列宁直接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马林于1921年6月抵达上海。与维经斯基不同，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马林的职位也远远高于维经斯基。而且，马林是列宁直接推荐的。
马林到中国后，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了面。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后，建议及早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的党小组，要他们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开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开幕式上先由张国涛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的筹备情况和大会的议题，并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一开头就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他强调说，“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据陈独秀后来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注6）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综上所述，不仅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设想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共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和操控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虽然承担了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
可见，中共决不是由中国人自己自发地独立地搞起来的，而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指挥下创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而不是所谓中国已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然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党了。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共产国际自个儿的事儿。陈、李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找到的帮手罢了。从共产国际当时的‘市场推进’，即便是在中国找不到陈、李，那他们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现在的‘外商代表处’。那个印度人罗易不是就给派到墨西哥去组党，还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嘛。”（注7）
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完全称得上是俄共的“儿子党”，是为苏俄染指中国服务的工具。
中共也不像它宣传的那样，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当时的中国产业工人全国总共才有200万人，他们既不知道什么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有什么建立共产党的想法，连列宁都认为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参加中共成立大会的没有一个工人，都是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跟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就扯不上边。要说“结合”，称中共是苏俄在中国寻找代理人的需要与中国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急燥情绪相结合的产物还差不多。
二、中共是自己养活自己的吗？
中国的有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政党也一样，包括中共。
首先，中共的成立是靠共产国际资助的。
正如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所说：“在中共创立之初（注：这里的‘中共创立之初’指的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至中共一大召开前），中共成员半数为学生，半数为教授、编辑和小学教师，前者全无生活来源，后者尚在兼任社会工作，赚取薪金，但多数资历较浅，收入有限。按照列宁建党理论，共产党理当是职业革命家组织，再加上组织初创，各种宣传组织工作正多，多数成员渐无固定薪金收入。因此，维经斯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向陈独秀等提供经费，帮助中共开展各项活动。不难想像，要是没有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仅靠中共早期参加者自己拿钱来大量发行刊物，印制革命书籍和宣传品，组织各种活动，如集会、结社，组织外国语学社及工人夜校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因此，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离开上海后，1921年初中共早期组织一时间因经费无着几告瘫痪。当时留在上海负责的李汉俊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曾想买张车票去广州找陈独秀，一时都找不到钱，后来还是靠朋友赞助，走成的。”（注8）
再说中共一大，开会也断断离不开钱，光各地代表去上海，来回就存在着一个路费的问题。这个路费是谁出的？马林出的。他来中国是带着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来的。为了召开一大，来之前他给每位代表发了100元路费，回去时又发了50元。显然，没有这笔钱中共一大根本不可能召开。
至于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壮大，那靠的就更是俄共的资助了。
试想，中共成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摆摆样子吗？当然不是。是为了“搞革命”。“革命工作”内容很多，也很具体，包括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连……此外，专职的中共党员不赚钱，也存在一个日常生活如何维持的问题。这一切都离不开钱。换句话说，没有钱，不但干不成事，中共连生存都不可能。
根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1920-1922年间，中国至少出现过七个自称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政党。它们是：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期间曾任全国学联领导人的姚作宾在1921年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黄凌霜、陈德荣等在北京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党”，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今日》杂志撰稿人组织的一个号称11,007名成员的“中国共产主义协会”，在这一年由吴玉章等人在四川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及1920年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帮助组的“中华共产党”，和1920年8月以后在俄共的一手操控下在上海等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
这七个自称的共产主义组织或政党后来活下来只有一个，就是中共，其余的不是并入中共，就是自行消亡，很快便再无踪迹了。（注9）
为什么这些组织和政党都没活下来？最关键的就是缺钱。中共为何能活下来？因为它是共产国际钦定的中国支部，有共产国际无偿为它提供经费。“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快慢，明显地是成正比的。援助的力度大，数额多，中共开展活动的范围就大，影响也就随之增加；一旦援助中断，哪怕只是暂时的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中共许多工作的混乱和萎缩。——在一些关键时期，共产国际的紧急拨款，对党的命运发生过重大影响。”（注10）
那么共产国际是怎么资助中共的呢？
在中共成立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援助是按月提供的，主要是由共产国际指派专门人员直接将钞票转交给中共。解密的马林档案中还保存有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等人于1922年、1923年从马林处提取具体数额经费的签收条。之后，它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
对于共产国际援助的金钱，陈独秀、李汉俊刚开始还有些半推半就、扭捏甚至抵触，后来就越来越坦然了，不仅是“受之无愧”，甚至是“索之无愧”“催之无愧”。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就哭穷说：“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它约二千余元。”可见，这时中共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于“国际协款”。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中共的经费收支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这个材料表明，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共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1250元，较上一年度有明显的增长（上一年度的月活动经费是740元）。
随着中共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经费自然也随之水涨船高。
根据王岩《苏联援助中国的历史考察（1918-1949）》梳理：
1924年，中共中央实际得经常费（即党的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平均月得援助3,000元。
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每月向中共中央资助2,250元，但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这些钱用于各地党的活动是不够的，所以每月应再追加1,400元，以用于印刷宣传品、资助地方党组织和地方宣传员的活动。”所以中共每月获得党的经费实际为3,650元。
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达6,000元/月；后又增加团费、工运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等，中共每月得经费不少于1万元。
1927年，国民党发起四·一二和七·一五“清党”运动后，共产国际增加了对中共的拨款，用于特别事件的非正常性开支急剧暴增。1927年除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运动、地下活动、铁路罢工、建立军队等提供资助216,170元、120万卢布和31万美元的非正常性开支外，共产国际预算内的拨款总数为187,674元，特别是到8月以后，每月供给中共的费用平均应在2万元左右。
正因为1927年中共做得事情比较多，经费开支剧增，所以1928年，中共向共产国际提出大幅增加援助预算。1928年-1932年，“每月所报预算在5万元左右”。苏联的实际援助每年都超出这个预算。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援助了10万卢布经费，把中共重要干部召集到莫斯科开会。6月11日还援助中共9万卢布给中共应急使用，下半年援助34万卢布，折合中国货币，实际上苏联援助中共1928年的月均超过6万元。1928年底，中共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100万特别费。1930年，每月得党费5万元，济难费11.4万元，团费7万元。而1931年，每月得15,000美金，中国元5万～6万元，总体给予的经费较少。
1931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供认：“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
直至1932年，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迁入江西苏区，来自苏联的固定经援才中止。
可见，无论是中共的成立还是它的生存和发展壮大，没有一环能够离开共产国际的金钱援助。故而有人生动地说，中共是“依靠卢布喂大”的。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