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9日讯】旅居澳洲的印尼梭罗华侨公学学长李仕贤发来电邮说，我的老师黄克忠久病后于日前病逝于北京，儿子还在狱中，孤家寡人，晚年凄凉。早在四年前，香港的梭罗学长已告诉我黄老师晚年的不幸，经过久病的折腾，终于“解脱”了。
爪哇古城也有中共活动
梭罗是印尼中爪哇的一个古城，与邻近的、曾经在独立战争时期作为陪都的日惹都是爪哇文化的中心，但是地位不如日惹；它也是因其歌曲而著名的梭罗河的发源地。我在梭罗度过童年时代，读完小学。然而就是这样距离中国遥远的小城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有中国共产党活动！
对我来说，黄老师是非常特别的老师，因为他是我的“革命”启蒙人。我在梭罗读小学五年级时，就是他，借给我看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是一九四七年，印尼还在荷兰统治下，开展“警卫行动”镇压当地的独立运动。这些书当时还是禁书呢。一九四九年我小学毕业时，黄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期望我做“小鲁迅”，这对我后来从事写作，也有某些激励因素。
老师为何特别垂青我？除了当时我对阅读的爱好，更主要是我的身份，因为我的老爸是华侨公学的校长，老妈则是老师，华公有初中部，有的初中毕业就来教小学了。当时的师生关系非常亲密，甚至与学生的家长关系也很亲密。也因为爸妈的关系，我与这些大我好多岁的学长都认识，也一直没大没小直呼他们的名字。由于老妈后来移居香港，这些学长回中国后，大部分也从中国回流香港，所以还继续保持联系。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们全家迁居印尼首都巴达维亚（不久印尼宣布独立改名雅加达）。梭罗的学长回国经过雅加达上船时，都会来看我们。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国前，华公就有一批学长回国献身革命，有的在香港达德学院先受训，想见华公也是“革命摇篮”了。为何会如此，倒不是我爸妈的原因，他们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只是思想比较开通而已。后来我才知道，老爸前任的校长杨新容，是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二七年清党以后流亡印尼，是他打下的基础。我不晓得，老师中有多少共产党员或“青联”成员。
一九四九年回国投身革命
一九四九年那年，就有好几个梭罗的学长回国了，克忠到北京后，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是对印尼广播的组长，改名黄阿玲。在印尼组的还有从梭罗回国的林光果，后来也回流香港。最贤、仕贤兄弟俩也是那一年回国的，他们是梭罗一间百货公司“土库荣茂”的少东，没有继承家业就回国投身革命，可见其宝贵情操。仕贤后来还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想想当时这些年轻人比我还“疯狂”。当时还有一位学长叫吴家裔（后改名志生），他参与进军西藏，后来在马列学院任教，再转到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
当时梭罗一家有名的华人餐馆玛琅酒家（玛琅是东爪哇一个城市名字）少东廖国宏，也是一九四九年左右回到中国，不过他留在广东，在中国旅行社工作，大概是在一九七零年代，派到香港，负责香港中国旅行社的工作。这是我妈妈一九七零年代初回到中国看望我时告诉我的。
还有另一位叫梁英明，他离开梭罗后没有回国，而是到雅加达巴城中学读高中，然后留校任教，是我高中二的历史课老师，一九五五年回国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不久前，我刚好在台北的秋水堂买到他的新著《东南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去年他正好八十岁。
这些学长中的女性是陈亚瑶，她也是很早回国，就读于唐山铁道学院。后来也回到香港，一直与老妈有联络。她的姐姐、姐夫在日惹做生意，与我们非常熟悉。这些学长的侄子、外甥辈后来也因排华（中共的颠覆活动需负相当责任）而大批回国，若干年后，我们全倒流会师香港。
但是真正的革命老前辈，恐怕还是王纪元。假期，我们会到日惹去玩，那里有好几个朋友，其中一个就是他。记得还是日本占领时期，爸妈带我到日惹的一家旅馆，找了一位叫“李树华”的朋友，我之所以印象深刻，乃是因为他把我背在肩上跑，我从来没有这样“享受“过。后来我们搬到雅加达，才知道那时担任华文“进步”报纸《生活报》总编辑王纪元，就是那位李树华。大约一九五四年前后，王纪元与杨新容先后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看来，印尼政府还是掌握到哪些是中共地下党的领袖人物。而我是在回国后，尤其是文革发生后，对共产党逐渐有真正认识，才了解他们的“地下党”身份。
最老革命前辈是王纪元
我到了香港后，知道王纪元在香港的三联书店，负责中共在香港的文教工作。但是既然离开了中国，除非是民间人士，我已经不愿意再与这些身负特殊使命的政治人物打交道，所以不论是王纪元，还是廖国宏，我在香港都没有与他们接触。去年在网上看到人民大学同学、也是香港人大校友会创会会长饶炽烽（也是印尼侨生）接受采访时谈到王纪元，也在这里记上一笔。
以前，讲到中共地下党在印尼的活动，涉及这些学长，我不愿指名道姓，怕导致他们不便。但是现在他们有的已经走了，活着的也都到了等候上帝召唤的年纪，也怕以后记忆力衰退，或突然有什么不测，为了给历史留下真实的东西，我决定真名实姓写出来了。
说来也很奇怪，我回到中国，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零年在北京住了五年，居然没有去找过克忠。除了以往我的内向性格，也可能反正不急，总有见面的机会。尤其后来政治运动很多，经常离开学校到外地，结果就真没有再见面。因此我现在对他的印象，还是一九四九年前的音容。
有关克忠的消息，都是林瑞谟告诉我的。他也是我的梭罗学长，非常活跃，因为都姓林，而且是闽南人，与我们家是世交，虽然只比我大几岁，大家叫他“阿谟”，我却要喊他“阿谟叔”（用混有爪哇音的闽南语来称呼），一直很不服气。他后来担任天津市羽毛球队教练，路过上海会来找我。以后大家到了香港，他也都与我妈有联络，所以老同学、老学长的情形都是从他那里知道的。克忠的儿子涉经济犯罪被关，也是他告诉我的。
那些年，阿谟常去中国做生意，所以把我在香港的情况也告诉克忠，他转话要我不要太接近政治。是我写中国评论，他觉得不妥，还是他看破政治，要我远离？
晚景如此凄凉令人心酸
在香港期间，阿谟给我带来黄阿玲署名的《中国印尼关系史简编》，一九八七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内部出版。当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反思过去，尤其我早就觉得当年在印尼，参加中国地下党组织的“爱（中）国”活动，简直就是“粗暴干涉印尼内政”的罪过，但是这本书给我的感觉还停留在旧思维，例如指责当时印尼总统苏哈托是“反动派”之类。所以虽然克忠给了我他的名片，然而我想见面也话不投机，甚至还要接受“教育”，加上后来我被禁止进入中国，也就没有与他联络。
如今他去世了，一切成了过去。我不会埋怨他当年借给我那本书，没有那本书，以当时我所处的环境，一样要沦为“爱国愤青”。何况，我走什么路，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但作为我们这一代印尼华侨的“革命先辈”，晚景如此，还是令人心酸。
文章来源：《动向》2012年1月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