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陆《北京日报》刊登了《马兰惊雷──揭秘中国核试验基地》的报导，当年中共位于新疆死亡之海罗布泊腹地的核试验基地马兰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文章透露，基地最初选址是在敦煌西北，但在曾任军参谋长、时任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张蕴钰的反对下，改在了罗布泊。这不禁令人后怕：如果核试验基地选在敦煌附近，藏有中华瑰宝的敦煌莫高窟能否保存下来，是个大大的疑问。
文章还称，1959年6月13日，中共在此成立核试爆基地，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96年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30多年的时间里前前后后曾经在这里参加核试验的基地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然而，文章没有透露这32年间中共进行了多少次核试验，造成了多大的环境污染，这10万多人遭受了怎样的健康威胁。当这一切被揭开时，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罗布泊成“永久性沾染区”
资料显示，32年间中共秘密进行了多达45次的核试验，总爆炸当量达两千万吨，不仅罗布泊被原子弹炸得千疮百孔，连参与的官兵与周围居民也陷入巨大的健康灾难及环境污染中。
2009年，日本札幌医科大学核防护学高田纯教授曾调查研究中共核试验造成的影响，根据45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放射线当量、气象数据、人口密度分布等计算出被害人口数据。他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放置在丝绸之路的核冒险恐怖》一文中表示：“中国的核试验缺乏足够的核防护措施，中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的45次核试验，被害规模超过二战日本广岛原子弹的四倍，估算放射污染导致周边居民19万人急性死亡。据中国内部文件透露，有129万人受到核辐射，其中死亡达75万人之多。”
日本中亚史专家金子民雄先生，曾经深入到塔里木沙漠的罗布泊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据他的回忆，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眼睛不停流泪，泪中掺着血，喉咙难受，鼻子还流血。核辐射后遗症多年后还困扰着他。
另据海外学者郑义披露，新疆核试验场中心叫黄羊沟，距离人口稠密的库尔勒市和焉耆县以及近百万人口的水源地──新疆第一大淡水湖博斯腾湖仅仅270公里，距核试验场后勤城市马兰仅180公里，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六团场仅127公里。一位曾经在新疆工作多年的旅美学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那里核污染情况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凡是靠近核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全部脱光，长满鱼鳞片的皮肤病患者和毛发脱落等症，随处可见。试验基地每进行一次核爆炸，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便向中国递上照会，严重抗议。说是原子放射的尘埃已随风飘到了日本上空，污染了日本的环境。而近在试验厂数百里之内的几百万中国人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却默默地忍受着所有核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36团的驻地，离开试验场只有百多里，又处在下风口，那里的核污染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树木光秃；麦子没有麦芒，短短地贴近地面；那里没有虫害，害虫和益鸟早已逃离此地。昆虫动物可以做这种选择，而人却不能。兵团的准军事制度和人身依附的户籍登记制，把36团近万名农工及家眷孩子死死地拴在那里。”
据悉，中共每一次核试验都不会通知当地政府和人民。仅仅有一次例外：首次氢弹试验。大约当局深知氢弹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破天荒地事先通知了当地政府。叫地方政府安排全体职工和居民放假一天，而所有的防护措施不过是不要出屋、把窗户贴上“米”字形纸条、把暴露在室外的食物用麻袋和帆布加以铺盖。直到试爆前的一天，居民才得到这个通知，人们毫无撤离的可能，只有躲在屋里头，等待着可怖的、加带着热风的“滚地雷”隆隆扫过。
高田纯教授还表示：“丝绸之路观光地与核试验场同居一处。那个观光地的旅游，是伴随着核辐射的风险。特别是在1996年以前的现场访问风险最高，即使今天也依然遗留着核危险。”1979年还留下了一颗未爆炸的200万当量的原子弹，被永久性地封存在那里，“永久性沾染区”的牌子还竖在那里。
环境污染尚且如此，血肉之躯又如何躲得过核污染？新疆又有多少人受到核辐射的戕害？
参加核试验的军人的痛
2012年，曾在中共核试验部队里工作、现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刘清（化名），以亲身见证者的身份，向大纪元曝光了中共核试验污染对军人身心的严重损害。
据报，刘清服役于专门从事核武器试验的原8023部队，时间长达十年。刘清表示，保守来说，中国至少有十几万原8023部队的退转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核辐射伤害。“每次空爆之后，参与取样的人员受核辐射的数据都被总参的人员带走，是属于绝密资料。由于中共当局不公布核试验的受害状况，到现在为止受害程度依然不明。”
“令人气愤的是，执行核试验任务之后，几十年来中共当局从没有对参加核试验的人员进行健康跟踪，把人用完就完了，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经过几万战友30年来的不断上访，到2003年中共政府才出台了给当年参加核试验的退转军人进行体检的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被官僚们大打折扣，至今还有一些战友没有给体检，有些战友到死也没有享受到体检。”
根据刘清的描述，当年他们对那里的空气、水、尘土都是零距离接触，而且刘清先后五次进入过核试验的空爆场执行任务，在那里吃住过半年多，但他唯一的防护用品就是那身普通的军装，出空爆场时也没有人为他们进行过测量和检测。
他说：“中共的核试验是不讲人性的，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刚爆炸完3分钟，就把部队拉进去演练，三万人的部队，有坦克兵、装甲兵还有骑兵都开到刚爆完的现场去演练，其实就是拿人做实验。当然那些高层的领导不会去了，最多在爆炸前转一圈立马就走，而我们在核爆场执行一次任务，一待就是几十天。”
暴露在核辐射下的刘清们后来的身体情况可想而知。几十年来，刘清多数时间都在打针吃药。牙齿脱落、慢性胃炎、乙型肝炎、鼻炎、白细胞明显偏低等等症状也出现了，可怕的失眠症伴随他至今。而与他在同一个街道办事处一起入伍的十个战友中，已有两名先后在45岁左右因癌症离世。曾参与核爆的核爆专家邓稼先死于癌症也与此不无关系。
刘清的身体状况也影响了后代。他表示：“我的儿子虽然在澳洲生活，年轻轻二十来岁，老是感冒，免疫功能很差。”
不过，至今活着的绝大多数参加过核试验的老兵却没有被评残，受到的核伤害也没有被中共政府认可。他们去维权，却遭到了当局的推诿、打压。
中共曾提供核试验场地给巴基斯坦
除了对环境造成污染、对人身体造成巨大危害外，中共还曾为巴基斯坦提供核试验场地。刘清披露，“这个事件保密度很高，虽然没有文献性的证据拿到手，当时只传达到师一级。1986年9月，中共政府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罗布泊核试爆场地，巴基斯坦的核专家穿着中国解放军的衣服在我们的核试验场地，但他们都能看出来，因为我们基地从来没有招过维族人，一个维族人都没有。核试验之后，可能团一级的才知道。因为我在司令部机关，是给领导搞后勤的，我听到领导说这个事情，他们也奇怪，为什么让外国人在我们国家搞核武器试验？”
他还说：“80年代初，中国从西德进口了大钻机，是以民用地质勘探的借口向西德买来的，但这些大钻机全部用于了地下核试验的打井任务。当西德的工程师前来调查检修设备时，基地又用瞒天过海之计骗过了德国工程师，当时上面通知本周所有的军人无事不得外出，凡必须外出的人员一律穿便服。”
声称停止核试验后还在搞
1996年7月29日，中共抢在禁止核试验前进行了第45次核爆，当量为1000～5000吨。同日，中共宣布从即日起开始暂停核试验。9月24日，中共外长钱其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美、俄、法、英等60多个国家联合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不过，刘清透露：“中共96年以后还在搞核试验，根本就没有停过，一直还在基地搞，它搞小型的、地下的，外面不容易监测到。这是我原先的一位战友，现在还在基地，是他前年亲口对我说的，不可能有假，不可能有文件下发。”
结语
从中共核试验对环境、对人体造成的巨大危害看，中共为了一己私利，罔顾民众利益，这再次印证了所谓的“中共是为人民服务、代表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不过是一派胡言。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