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沈阳陆军总院实习医生 爆出活摘内幕(下)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8月06日讯】上文记述了郑治进入沈阳陆军总院泌尿科实习,并亲自参与中共军队1994年进行的一场活体摘除年轻军人肾脏和眼球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经历。

接上文:前沈阳陆军总院实习医生 爆出更多活摘内幕(上)

下面继续他的自述

第三部分 花园下面的秘密

离开陆军总院

当时,我去陆军总院实习,军区有意让我留在医院工作,所以全面培养我的工作能力。军队医院待遇很好,收入相当高,在地方又有优越感,能留在军队医院工作是件美事,当时沈阳军区的几家医院都随我选。

在离开学校之前,我的人生非常顺利,我以为社会都是很阳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我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看到军队医院的黑暗,军队里面真的太黑暗了。

那时,整个军队我都不想介入,不想去任何军队医院工作。后来,我到了兵器工业一家医院工作,在辽阳市的153医院做内、儿科医生。

自从参与那次活摘器官以后,我一直处于一种恐惧状态,可以说,我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离开陆军总院的。虽然离开了,但恐惧一点也没减轻,时不时地莫名其妙地恐惧。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2002年的一天,我去沈阳陆军总院看望一位军区领导,这位领导和我父亲关系很好,我常去他家。他有肾病,很消瘦。那天我陪这位领导在陆军总院做体检,体检完之后,医生会诊说要换肾。

当时在走廊,陆军总院一位军官侧着头,跟这位领导说:给你挑一个保质量的,鲜活的,法轮功学员的。

此时,我才知道,原来法轮功学员是被活摘器官的对象。

后来,我陪这位领导回家,当时,他征求我的意见,到底要不要换肾?我说,别这样,那不是杀人吗?

这位领导知道我曾参与过活摘器官。他停了一下,随后用特别严肃的表情看着我,用手指着我,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当时,我特别震惊,本因为参与活摘器官那件事就已经很恐惧,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更恐惧了。

后来,这位军区领导听了我的话,他没有换肾脏,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直到2005年之后才去世。

湖北公安厅后花园地下有人体库

2002年我申请了一项专利,发明了一次性可降解卫生坐垫。2005年我在北京,正洽谈专利产品的生产合作事宜。那时候住在北京,接触到很多政界、商界人士。

当时对我这个专利感兴趣的人很多,那时候是萨斯病过后不久,大家都怕得传染病,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产品。医院、航空、铁路、酒店、个人都需要,市场很大。我同时还在设计生产设备。

在北京有一些和我家交往深厚的人,有一位女士有胃肠炎,西医治不好,90年代一直是我父亲给她看病。我们俩家关系很好,她的女婿是一位政治局常委身边的亲信,能接触到很多高层人物。在家里,我们都戏称他为“亲信小姐夫”。

那时候,我姐姐和母亲都陆续出国了,只有我一家三口留在北京,这个“亲信小姐夫”有时会在周末来看我。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谈到法轮功的话题。我跟他说,在东北,法轮功被迫害得很严重啊。

当时,他什么话都没说。送他走的时侯,他突然转过身来,目光直直地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在、湖、北、武、汉、市,湖北公安厅后花园的地下,关满了法轮功学员,有未、成、年、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去过那里。”

当时我不敢说话,也没有回应他,心情特别沉重。

送他走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我要离开中国,我要把这件事情带到海外。

那个专利是我用一年多时间发明出来的,当时都已经到了洽谈市场投资的事情,有人急需要投资,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利润太大了。但是,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已经明白,什么专利、什么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比起生命来说,钱这东西太轻微,多少钱都没有什么意义。

第四部分 出走海外

泰国之行

我在2005年底出国。当时选择从北京出发,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个时候是带着太太和孩子,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飞到越南河内。一位越南留学生帮助我过关,又帮助在河内安顿一些日常事务。我在越南只待了2天,之后就到了泰国。

在泰国,我们一家受到联合国的保护,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年半多时间。

在泰国也经历很多事情,我的一位邻居是异议人士,泰国警察直接把他抓进监狱;泰国中使馆的人经常直接威胁泰国华人。泰国的媒体亲共,报纸上面登的都是中共领导人的新闻和讲话。在泰国的街头,有人打着五星红旗晃来晃去。

那时候就知道,其实海外并不是那么安全,中共在海外渗透非常严重,在泰国就有大量的中共特务。那段时间,我同样处于恐惧状态,恐惧感一点都没减轻。

落地加拿大

我于2007年9月来到加拿大。因为有了泰国的经历,到了加拿大以后,我非常谨慎,非常小心。

到达加拿大之后,并不是事事都顺利,大概一个月左右,我就蹊跷地遭遇了一场车祸,当时腿和腰部都受了伤,有一条腿在之后的几年时间走路都是瘸的。这件事情又加深了我的恐惧。

在多伦多,我开始关注媒体,我发现,大多数中文媒体都是被中共渗透的,上面的内容感觉都是亲共的,这些媒体我去爆料肯定是不安全的。

在加拿大的那8年时间,我也一直在关注大纪元的报导,我在寻找一位最安全、最适合报导的媒体。

这段时间,其实我是在一种非常苦恼、非常纠结、非常彷徨无助的状态下生活,经常处于一种深深的绝望、无助之中……

我历经艰险来到国外,希望曝光活摘器官事件。但是,如果选错了媒体,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不但有麻烦,还有可能活摘器官事件根本就报导不出去。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恼,心里装着这么多秘密没法爆出去,还随时处在危险之中……白天恍恍惚惚,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总是做噩梦,一种莫名的恐惧伴随我,总是有一种紧张和不安,日子过得真的很痛苦……

匿名曝光活摘器官

2015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大纪元曝光活摘器官罪行。

那时,当记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像见到亲人,就像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同时,我又极度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万分勇气,终于走到这一步,决定曝光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媒体真的会报导出去吗?一旦报导后,明天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

当时,那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像到了悬崖边,悬崖还有退路,我连退路都没有,前路、后路全部断了……

一般人想像不到中共有多邪恶,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它没有法治,没有法律程序。这一屋子的人,也许其中只有一个人可疑,或者对他们有威胁,它会把整屋子的人全都杀掉……株连九族,你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给你挖出来,都受连累,很邪恶的。

那个时候真是,一般人很难想像,真是……讲实话,我每说一个字,每说一句话,都像是在做“生死抉择”,不知道这句话说出去的后果是什么。那种极度不安,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是多么孤立无助,我很想站起来,我很想移动,但我不知道是该去扶住记者,还是扶住桌子……

那次,终于很艰难地完成访谈。谈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把身家性命全抛出去了……那种心情……真的是无法形容的,那时候真是很害怕。

郑治在2015年以乔治的化名曝光了1994年发生在中国沈阳的一次中共军方活摘器官的全过程。(伊铃/大纪元)
2023年8月2日,郑治来到8年前拍照的地方,拍下正面照。(伊铃/大纪元)

第五部分 公开现身 揭露活摘罪行

记者:时隔8年,郑治决定公开身份,他告诉我,主要是因为最近看到一条消息,2019年,哈尔滨市一位法轮功学员张秀琴遭受活摘器官,她临终留下的证词最近曝光。他被这件事情深深触动……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实在太大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必须站出来。作为一个活摘器官现场的亲历者,我知道那有多么惨,一般人想像不到,那有多惨……

宰杀中国人,盗取器官卖钱,这是彻彻底底的罪恶,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实在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站出来,公开曝光活摘器官这件事。

活摘器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军,所有的军队医院都参与了,而且数量相当庞大。

我在海外隐姓埋名16年,承受常人难以想像的恐惧、徬徨、苦闷和绝望,现在公开身份,曝光活摘罪行。我知道中共很邪恶,要说完全不担心中共报复,那不现实,但我将坦然面对一切……

要知道,在中国大陆,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明知道监狱酷刑,明知道精神可以崩溃,肉体可以疲惫,但他们依然坚持把真相告诉民众。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坚强的信念,激励世界上每一个人。

加拿大是民主国家,是法治国家,这里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作为人,作一个有最基本良知的人,我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

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人民,它不是一个政府,是一个犯罪团伙。我想对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人说,保留证据,等到对共产党清算时,为自己赎罪。

我会妥善保管手中掌握的证据、证人,等共产党倒台时,等到大审判时,我会把全部证据拿出来作证。

这么多年来,我背负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不管承受了多少悲伤,经历了多少次绝望,我依然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类一定会审判中共恶魔犯罪集团!

郑治在加拿大。(郑治提供)
郑治在中国的专利证书。(郑治提供)
郑治在中国的专利证书。(郑治提供)
申请专利的书面资料。(郑治提供)
在泰国申请联合国保护证件。(郑治提供)

【后记】

法轮大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法,1999年7月,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中共国家机器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当时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民众有上亿人。

2000年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呈蘑菇云式的爆炸性增长。加拿大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作者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2016年6月24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表示,他和另外两位中共强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作者,在对中国所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和医院的相关数据分析后认为──中共每年移植手术量达6万到10万例,而且是更倾向于较高的数字。

他们发现,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远远快于美国。根据美国卫生部报告,美国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肝移植2年,肾移植3年,心脏移植约为0.6 年。在中国,中国医院官方网站普遍保证1~2周内就能为病人找到器官供体。

解放军第二医院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网站称,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沈阳)称,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寻求到HLA相匹配的供体。如有问题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拥有移植的器官配型非常不容易。据明慧网报导,在器官配型方面,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从媒体报导上看,大陆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亲属的配型概率大概在20%~30%之间。

美国的“全国骨髓捐赠计划”(National Morrow Donor Program, www.marrow.org)网站上有提供一组有关HLA匹配的数据,大概4000个捐赠者中有200个成为潜在的供体,而在这200个潜在供体中,平均4.5人才能匹配一个病人。如果以潜在供体来算匹配概率,大概是5%,要是以更准确的匹配要求来看,那就只有1%了。

麦塔斯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中国死刑犯的数量解释不了中国大规模的器官手术来源;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每年死刑犯数量满足不了每年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的需求,“我认为中国的死刑犯人数在2000-6000人之间。我的意思是,中国死刑犯每年不可能是100万或者10万人。”

值得庆幸的是,本文通过对一位活摘亲历者的采访,揭开了中国移植非法器官来源的一角,我们期待这个采访可以鼓励更多人站出来,向世人揭示中共活摘罪恶的真相。

(新唐人特约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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