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8月06日讯】上文记述了郑治进入沈阳陆军总院泌尿科实习，并亲自参与中共军队1994年进行的一场活体摘除年轻军人肾脏和眼球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经历。
下面继续他的自述
第三部分 花园下面的秘密
离开陆军总院
当时，我去陆军总院实习，军区有意让我留在医院工作，所以全面培养我的工作能力。军队医院待遇很好，收入相当高，在地方又有优越感，能留在军队医院工作是件美事，当时沈阳军区的几家医院都随我选。
在离开学校之前，我的人生非常顺利，我以为社会都是很阳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我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看到军队医院的黑暗，军队里面真的太黑暗了。
那时，整个军队我都不想介入，不想去任何军队医院工作。后来，我到了兵器工业一家医院工作，在辽阳市的153医院做内、儿科医生。
自从参与那次活摘器官以后，我一直处于一种恐惧状态，可以说，我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离开陆军总院的。虽然离开了，但恐惧一点也没减轻，时不时地莫名其妙地恐惧。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2002年的一天，我去沈阳陆军总院看望一位军区领导，这位领导和我父亲关系很好，我常去他家。他有肾病，很消瘦。那天我陪这位领导在陆军总院做体检，体检完之后，医生会诊说要换肾。
当时在走廊，陆军总院一位军官侧着头，跟这位领导说：给你挑一个保质量的，鲜活的，法轮功学员的。
此时，我才知道，原来法轮功学员是被活摘器官的对象。
后来，我陪这位领导回家，当时，他征求我的意见，到底要不要换肾？我说，别这样，那不是杀人吗？
这位领导知道我曾参与过活摘器官。他停了一下，随后用特别严肃的表情看着我，用手指着我，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当时，我特别震惊，本因为参与活摘器官那件事就已经很恐惧，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更恐惧了。
后来，这位军区领导听了我的话，他没有换肾脏，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直到2005年之后才去世。
湖北公安厅后花园地下有人体库
2002年我申请了一项专利，发明了一次性可降解卫生坐垫。2005年我在北京，正洽谈专利产品的生产合作事宜。那时候住在北京，接触到很多政界、商界人士。
当时对我这个专利感兴趣的人很多，那时候是萨斯病过后不久，大家都怕得传染病，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产品。医院、航空、铁路、酒店、个人都需要，市场很大。我同时还在设计生产设备。
在北京有一些和我家交往深厚的人，有一位女士有胃肠炎，西医治不好，90年代一直是我父亲给她看病。我们俩家关系很好，她的女婿是一位政治局常委身边的亲信，能接触到很多高层人物。在家里，我们都戏称他为“亲信小姐夫”。
那时候，我姐姐和母亲都陆续出国了，只有我一家三口留在北京，这个“亲信小姐夫”有时会在周末来看我。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谈到法轮功的话题。我跟他说，在东北，法轮功被迫害得很严重啊。
当时，他什么话都没说。送他走的时侯，他突然转过身来，目光直直地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在、湖、北、武、汉、市，湖北公安厅后花园的地下，关满了法轮功学员，有未、成、年、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去过那里。”
当时我不敢说话，也没有回应他，心情特别沉重。
送他走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我要离开中国，我要把这件事情带到海外。
那个专利是我用一年多时间发明出来的，当时都已经到了洽谈市场投资的事情，有人急需要投资，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利润太大了。但是，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已经明白，什么专利、什么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比起生命来说，钱这东西太轻微，多少钱都没有什么意义。
第四部分 出走海外
泰国之行
我在2005年底出国。当时选择从北京出发，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个时候是带着太太和孩子，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飞到越南河内。一位越南留学生帮助我过关，又帮助在河内安顿一些日常事务。我在越南只待了2天，之后就到了泰国。
在泰国，我们一家受到联合国的保护，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年半多时间。
在泰国也经历很多事情，我的一位邻居是异议人士，泰国警察直接把他抓进监狱；泰国中使馆的人经常直接威胁泰国华人。泰国的媒体亲共，报纸上面登的都是中共领导人的新闻和讲话。在泰国的街头，有人打着五星红旗晃来晃去。
那时候就知道，其实海外并不是那么安全，中共在海外渗透非常严重，在泰国就有大量的中共特务。那段时间，我同样处于恐惧状态，恐惧感一点都没减轻。
落地加拿大
我于2007年9月来到加拿大。因为有了泰国的经历，到了加拿大以后，我非常谨慎，非常小心。
到达加拿大之后，并不是事事都顺利，大概一个月左右，我就蹊跷地遭遇了一场车祸，当时腿和腰部都受了伤，有一条腿在之后的几年时间走路都是瘸的。这件事情又加深了我的恐惧。
在多伦多，我开始关注媒体，我发现，大多数中文媒体都是被中共渗透的，上面的内容感觉都是亲共的，这些媒体我去爆料肯定是不安全的。
在加拿大的那8年时间，我也一直在关注大纪元的报导，我在寻找一位最安全、最适合报导的媒体。
这段时间，其实我是在一种非常苦恼、非常纠结、非常彷徨无助的状态下生活，经常处于一种深深的绝望、无助之中……
我历经艰险来到国外，希望曝光活摘器官事件。但是，如果选错了媒体，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不但有麻烦，还有可能活摘器官事件根本就报导不出去。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恼，心里装着这么多秘密没法爆出去，还随时处在危险之中……白天恍恍惚惚，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总是做噩梦，一种莫名的恐惧伴随我，总是有一种紧张和不安，日子过得真的很痛苦……
匿名曝光活摘器官
2015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大纪元曝光活摘器官罪行。
那时，当记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像见到亲人，就像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同时，我又极度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万分勇气，终于走到这一步，决定曝光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媒体真的会报导出去吗？一旦报导后，明天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
当时，那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像到了悬崖边，悬崖还有退路，我连退路都没有，前路、后路全部断了……
一般人想像不到中共有多邪恶，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它没有法治，没有法律程序。这一屋子的人，也许其中只有一个人可疑，或者对他们有威胁，它会把整屋子的人全都杀掉……株连九族，你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给你挖出来，都受连累，很邪恶的。
那个时候真是，一般人很难想像，真是……讲实话，我每说一个字，每说一句话，都像是在做“生死抉择”，不知道这句话说出去的后果是什么。那种极度不安，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是多么孤立无助，我很想站起来，我很想移动，但我不知道是该去扶住记者，还是扶住桌子……
那次，终于很艰难地完成访谈。谈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把身家性命全抛出去了……那种心情……真的是无法形容的，那时候真是很害怕。
第五部分 公开现身 揭露活摘罪行
记者：时隔8年，郑治决定公开身份，他告诉我，主要是因为最近看到一条消息，2019年，哈尔滨市一位法轮功学员张秀琴遭受活摘器官，她临终留下的证词最近曝光。他被这件事情深深触动……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实在太大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必须站出来。作为一个活摘器官现场的亲历者，我知道那有多么惨，一般人想像不到，那有多惨……
宰杀中国人，盗取器官卖钱，这是彻彻底底的罪恶，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实在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站出来，公开曝光活摘器官这件事。
活摘器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军，所有的军队医院都参与了，而且数量相当庞大。
我在海外隐姓埋名16年，承受常人难以想像的恐惧、徬徨、苦闷和绝望，现在公开身份，曝光活摘罪行。我知道中共很邪恶，要说完全不担心中共报复，那不现实，但我将坦然面对一切……
要知道，在中国大陆，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明知道监狱酷刑，明知道精神可以崩溃，肉体可以疲惫，但他们依然坚持把真相告诉民众。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坚强的信念，激励世界上每一个人。
加拿大是民主国家，是法治国家，这里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作为人，作一个有最基本良知的人，我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
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人民，它不是一个政府，是一个犯罪团伙。我想对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人说，保留证据，等到对共产党清算时，为自己赎罪。
我会妥善保管手中掌握的证据、证人，等共产党倒台时，等到大审判时，我会把全部证据拿出来作证。
这么多年来，我背负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不管承受了多少悲伤，经历了多少次绝望，我依然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类一定会审判中共恶魔犯罪集团！
【后记】
法轮大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法，1999年7月，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中共国家机器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当时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民众有上亿人。
2000年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呈蘑菇云式的爆炸性增长。加拿大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作者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2016年6月24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表示，他和另外两位中共强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作者，在对中国所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和医院的相关数据分析后认为──中共每年移植手术量达6万到10万例，而且是更倾向于较高的数字。
他们发现，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远远快于美国。根据美国卫生部报告，美国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肝移植2年，肾移植3年，心脏移植约为0.6 年。在中国，中国医院官方网站普遍保证1～2周内就能为病人找到器官供体。
解放军第二医院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网站称，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沈阳）称，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寻求到HLA相匹配的供体。如有问题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拥有移植的器官配型非常不容易。据明慧网报导，在器官配型方面，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从媒体报导上看，大陆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亲属的配型概率大概在20%～30%之间。
美国的“全国骨髓捐赠计划”（National Morrow Donor Program, www.marrow.org)网站上有提供一组有关HLA匹配的数据，大概4000个捐赠者中有200个成为潜在的供体，而在这200个潜在供体中，平均4.5人才能匹配一个病人。如果以潜在供体来算匹配概率，大概是5%，要是以更准确的匹配要求来看，那就只有1%了。
麦塔斯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中国死刑犯的数量解释不了中国大规模的器官手术来源；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每年死刑犯数量满足不了每年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的需求，“我认为中国的死刑犯人数在2000-6000人之间。我的意思是，中国死刑犯每年不可能是100万或者10万人。”
值得庆幸的是，本文通过对一位活摘亲历者的采访，揭开了中国移植非法器官来源的一角，我们期待这个采访可以鼓励更多人站出来，向世人揭示中共活摘罪恶的真相。
（新唐人特约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