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热点互动节目里见面了，我是林云。继大纪元发表了共产党的《九评》社论之后，在海内外的中国华人对中共的本质认识愈来愈清，至今已经掀起了一个退党的大潮，时至今日退党人数已经超过二十万人。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纽约的西乃山医学院王文怡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她个人以及她家族在过去几十年的经历，从中看到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林云：文怡您好。
王文怡：您好。
林云：回忆起过去的往事总是有欢乐、有痛苦，但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回忆起过去在中共的这种极权统治之下的缩头岁月，总是有一份沉重。今天就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与您一起分享一下您的这份沉重。看了您的文章，您是在大跃进年代出生的，可以谈一谈您小时候记忆中的一点事情吗？
王文怡：我想可能在中国大陆像我这个年龄出生的，因为大跃进到六几年的时候也是中国的婴儿潮时期，所以现在这些人也都将近45岁以上吧，或者是50岁左右的人。他们的经历可以从他们所走过的道路，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应该说是对共产党的本质有一定深刻的认识。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说一说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或是我们家里的一些事情，也许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不一定是同样的，但是有类似的经历，大家都应该好好的来回顾一下，来看一看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就是想讲一讲我从小的这些经历吧。
我是五八年出生的属狗的，当时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是大跃进年代，我那么小对于那个年代倒是没有印象，只是过后的时候听到一些报导说当时是大炼钢铁，甚至学生都是早晚锅碗瓢盆的去炼钢炼铁。对那个年代实际上一直到六几年吧，我只有一件事还有深刻的印象，当时，就是六一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大饥荒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入全讬了，因为父母是国家干部就把我送到部队育幼园，后来这个育幼园单位转移到地方的时候就叫医大幼儿园，这个育幼园是全国的先进单位，总是上报纸、上广播这样的。
林云：那进这种育幼园也是不容易的，是吧？
王文怡：对，它收的钱当时是很高的，因为当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上的起，很多家庭特别是像我父母都是双职工又是那么忙，为了省事就把我讬到那儿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当时大饥荒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粮食很短缺，但是我们告诉老百姓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那几年根本是风调雨顺，没有这样的情况，只是一些人类的因素。六一年为了保持这种丰衣足食的印象，在宣传上也是这样宣传，他们还要让孩子们确实不能出了毛病，他要给一点吃的怎么办呢？粮食又紧缺，他就搞了一些面来煮面汤面条，这样可以省一点粮食，同时这一点还可以继续宣传说这些孩子有饭吃。
最后到了一种别人一说起这个面条我就要吐，别人看我这个样子没办法就叫我回家让家里的人负责。回到家里姥姥说这个年头都没有地方吃饭，过了几年跟我说的，以当时有饭吃的时候虽然他们是装样子的给你有饭吃，还比别的孩子幸运一点。可是我对大跃进还有大饥荒的年代大概因为年纪小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因为这种生理的反应一直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这种呕吐反射才完全消失，才能吃面条。可是这也给了我一个印象，当时的大跃进或者饥荒年代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随着岁月的变迁，慢慢的到了六五年这时候就开始上学，上学的时候，大陆出来的学生、学者都知道要加入少先队这些组织的。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蛮积极的，也不叫积极，就是大家都这样的话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你要走这样一个路。可是到了六六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那我们家里就是很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
林云：您刚刚说过父母都是国家干部。
王文怡：对，就发生了剧变，变化的原因是怎么样呢？首先是我父亲，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家就已经经历了不寻常的事了，首先发生在妈妈家里。妈妈是山东人，年轻的时候因为比较穷所以随父母从山东到东北去寻求生路，外祖父是一位生意人开铁匠部的，就是修一点铁器打铁之类的。他当时到东北的时候落脚长春，开了一个铁匠部，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到了四三年的时候，当时是国民党统治长春那个地区，有一天就有军官来到了铁匠部和我老爷谈了几句，后来我老爷就告诉我姥姥说这些人说以后要载来一批枪枝，都是要修的枪枝要让他修，因为他就是铁匠。
回去了以后他们就送来几十把枪让我老爷修，花了大概三天的时间连夜就给他们修好了，当时铁匠部有两个伙计也参加了修理枪枝这件事。到了五几年的时候公私合营，共产党就把私人的企业全部都收去了，实际上是没收。收去了以后整个铁匠部就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全部都合在一起说是要变成国营企业，就是一间工厂生产一些铁器什么的，我老爷就到那里去当抽工去了。
到了五七年、五八年的时候，“三反五反”过了以后，政治运动就开始了。首先就是要每个人在合并的过程中要检讨思想，要把过去不好的事交代出来。我老爷是个很内向的人他没有把这段历史看的很重，他的伙计就在共产党的鼓励政策下就是说你知道有不好的事情就要举报，伙计就把这件事举报了说铁老板以前给国民党军队修了枪，这件事就很严重了，在当时共产党统治的那个情况下，帮共产党的政敌国民党制造枪枝或是修理枪枝，到时候枪枝反过来要杀害的是共产党人，他又没有主动说，从历史上说是历史反革命这帽子就压下来了，马上就隔离。
到了五九年那时候我已经出生了，我才几个月大小后来是母亲告诉我的。有一天老爷就回来了，在那边一直被深刻交代要检查思想，他是一个很耿直很正直的人，他不觉得自己想和共产党做什么对，只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生活来做这件事，所以也一直认识不上去非常苦恼，也挨了打因为这件事情。
林云：他觉得自己没错，只是一种维生，他怎么转个弯儿来一定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吧？
王文怡：对，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在几年以后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的思想完全承受不了。终于有一天自己做了决定了，他请了假回到家里，后来我母亲跟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当时是有不好的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到家里嘱咐这个、嘱咐那个，要互相照顾好，临走的时候还把我抱起来跟我母亲说：“这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说完了当时还掉了眼泪，所以当时我母亲有很不祥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当时也没有想到他还会做些什么。
然后他就离开家了，离开家以后第二天我们家就接到电报，要我母亲或家里的人一定要去说是有点事情，那个年代有电报是很大的一件事，当时候我母亲就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工厂的书记厂长就来告诉我母亲，我的祖父已经自杀了，而且口气很不好的说他是自绝于人民。
林云：最后来还是背负着一个包袱“自绝于人民”。
王文怡：我母亲就去看了他一下，他因为思想上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他就在一个湖边喝了一杯毒水，就是过去做豆腐那种高浓度的毒水，就自己把自己毒死了。所以在那之后我母亲实际上就背负着一个很重的包袱了。
林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与王文怡医生分享她个人和家里的经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