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日讯】揆诸史乘，最离经叛道的莫过于现代犬儒主义者，他们与其祖师爷已经没有了本质的联系。当然，如果强拉硬扯的话，现代犬儒主义者确实继承了他们祖宗的一个生活方式：“像狗一样活着”，但这又不过仅此而已。殊不知犬儒的一代宗师第欧根尼，他对权势的轻蔑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当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屈尊拜访他时，他厌恶地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弄得连这个古代著名的帝王五体投地，到了欲当粉丝而不能的程度。
第欧根尼是一个生活在孔孟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是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尽管他出生于一个银行家家庭，但却宁愿居住在一只木桶内，每天注视着日出日落阴晴圆缺，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他对“德行”情有独钟，认为只要你对于幸运所赐的财货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下解放出来。
据说他是师承了苏格拉底弟子安提斯泰尼，后世把他们的学说称为“犬儒哲学”。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有如动物，人们就将他称为狗，他也就顺势振臂高呼：“像狗一样活着”。当然，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实质秉承的是对物质上采取的消极态度，而在他的精神上却是极端积极的，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愤世嫉俗是他们应然的性格。
根据第欧根尼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和态度，如果从中国的古圣先贤中寻找踪迹，在老子的身上可以窥见其斑驳的影子。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孔子到周都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回来后，孔子也像亚历山大敬佩第欧根尼一样，对他的学生们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世易时移，现代犬儒主义者们已经面目全非，他们完全抛弃了原教旨的美德和价值，以一种玩世不恭“难得糊涂”的心态来追求世俗的功利，已经沦落为精神上的乞丐。对此，与萧伯纳齐名的英国才子奥斯卡•王尔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
之所以提及犬儒主义，源于近期关于中国现实的判断和有关民主问题的争论上。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就一定是犬儒主义者，但这种“合理怀疑”却是挥之不去的。与此同时，我也不反对别人将我视为这个角色，这倒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的需要罢了。
对于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的判断上，它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想证明一个国家不是民主国家，却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只要看它有没有言论和结社自由，有没有法治，这里的法治是与人治相反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你说他“很民主”就非常值得怀疑。不管这个人得过什么奖，也不管他有多大的名望，如果还能够正常思维的话，他的坚持就有必要怀疑。因此，有人说这和“骨头”有关，这种联想确实无法消除。
在政治学这个领域，还没有人能够为民主这个概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关于民主问题尽管百家争鸣，对实现民主的手段还是取得广泛共识的，那就是选举，而且选举本身也是民主的实质内容。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将狭义的民主概括为一种“达成政治决定”的体制，其意义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以自由公正的选举定期选出和更换他们的领导人”。这种民主概念，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民主的最低层次。言外之意，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就和民主没有什么关系了。
现代犬儒主义者有高下贵贱之分，在一个做犬儒而不能的时代，高级犬儒们的行为有极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但如果一个人脱离常识罔顾现实时，还是藏掖不住的。这时我想起了第欧根尼对他老师的同学柏拉图的揶揄，有人说第欧根尼乞讨而柏拉图不乞讨，他借用《奥德修》中的句子反驳说：柏拉图讨东西时“深深地埋下头，以致无人能够听见”。
犬儒主义社会与专制制度有关，前苏联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窗口。
一九七六年，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通过对苏联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观察，写出了一本《俄国人》的书籍，揭示出当时弥漫于整个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勃烈日涅夫时代是一个专制回潮的时代，正是在民主自由已经解冻后，面对又一个冰期的到来，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
当然，就连勃烈日涅夫本人也采取了这一战术。尽管它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但这无疑是一种混吃等死的状态，是一个“历史责任”被普遍遗忘的时代，谁都知道“洪水滔天”已经不远了，但谁都无能为力。
对于当时苏共高层的心态，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说：“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显然，这位科学家是极为清醒的。
历史上，犬儒主义盛行与政治上的极权在时空上出现了惊人的吻合，这是因为极权必然排斥自由。同时，由于对一切资源处于垄断状态，犬儒主义时代必然是食客云集的时代。
食客一说，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这些人寄食于豪门贵家，成为了帮忙帮闲的门客。
韩非子对当时的这种风气颇不感冒，他认为有“养游侠私剑之属”的嫌疑。为什么如此，倒是因为它窥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性。事实也是如此，“端谁的碗听谁的喊”是更多食客的心态，为了理想而来的毕竟少之又少。一俟主人门不豪家不贵，他们无一例外地会作鸟兽散。
谈及中国古代的食客，突然又想到了卡扎菲。据英国《卫报》10月26日报道，为卡扎菲服务了30年的老司机胡纳什•纳斯尔透露，最后与老卡一起战斗的除了他和四个卫兵外，仅有与卡扎菲既为亲属又是亲信的曼苏尔•达奥。由此想到利比亚人民经历过的“绿宝书”时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颠狂时代呢？当然，其最大的特征是犬儒主义。由此看来，卡扎菲是利比亚犬儒主义的拓荒人，但偏偏他开垦的这片土地成为了他的坟墓。
从食客如云到成为孤家寡人，这是犬儒主义破产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犬儒主义者也回归了人性。以下就是一个最生动的实例：
在利比亚首都的梨波里被反对派攻克的前一天，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新闻女主播哈拉•米斯拉提在电视直播时,手持一把手枪，高呼：“今天，我要用这把武器,要么杀敌要么殉职!”第二天她就被反对派俘虏，已经投降的她说：“利比亚不是卡扎菲或某个人的。利比亚高于一切。我生于这个国家，也会死在这个国家”。
原来，犬儒主义者与中国历史上的“皇协军”有得一拼，尽管他们有时能够讲出高深的道理，但都是拿自己的良心换钱的货色。
文章来源：《新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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