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太湖百亿治污是“中国式治污”的标本

【新唐人2012年2月4日讯】对于以治理太湖为代表的“中国式治污”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有污染,也不是治理力度不大,而是“年年治年年污”的可怕现实。

太湖流域自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治理,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致200万人断水,江苏每年投入2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太湖治理。至2011年底,5年间,从太湖打捞蓝藻达280万吨,蓝藻依然每年爆发。水利部副部长曾坦承,太湖流域60%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劣于三类。(《广州日报》2月1日)

江浙一代,是我国“鱼米之乡”的核心地段。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位于江苏浙江两省之间的太湖功不可没。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太湖和其他一些国内比较大的淡水湖一样,环境渐渐恶化,面积渐渐缩小。虽然地方政府年年在治污,可是地方老百姓仍然不敢放心用水。看来,“经济越发达水越黑”,在现在的语境之下,并非没有存在的道理。这其中,最典型的标本,莫过于太湖治污。

太湖污水治理的问题出在了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太湖越治越污?这百亿资金又花在了何处?成效几何?看罢新闻,我们就会发现,太湖治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太湖治污是一项斥资上百亿的大工程,美其名曰“输血换肾”,即在无锡与苏州交界处,开发了一条望虞河,北起长江边的耿泾口,流经嘉陵荡、漕湖等数个湖泊后,在沙墩口注入太湖。它从长江引水,注入污染严重的太湖,“输血换肾”。太湖治理者们对这项“引江济太”调水试验工程寄予厚望。

他们假装在治理,我们假装在相信。一方面,“共饮一江水”已经成为历史,“毒阴于长江”的报导告诉我们,长江已经不再是那条干净的母亲河了,将长江水引入太湖的“输血换肾”的做法,可能会给太湖带来新的污染物,太湖很可能会成为那个集体卖血而得了爱滋病的“绝症村”;另一方面,即便长江水是干净无污染的,不堵住太湖周边污染水源的摄入,治理太湖也永远是个伪命题。中学时我们都做过“进水管和出水管”的数学题,如果不能堵住污染源,相信“输血换肾”的作用仅仅限于“稀释”,而断然不会得到根治。

有污染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治理;治理无效也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治理无效之后的反思和自察。对于以治理太湖为代表的“中国式治污”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有污染,也不是治理力度不大,而是“年年治年年污”的可怕现实。治污好像是个“无底之洞”,治污费又不容易实现公开透明,又加之污染源没有根除,治理的效果又能好到哪里去。地方政府每年投入几十亿元的治污工程,改善不了太湖的水质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太湖仅仅是我国水污染状况的一个样本。一个更恐怖的数据早已公布:去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相关报告称,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环境污染严重,人民面临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超过四分之一的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源。与此形成对照,我国也不是没有治理,拿国家级工程“三河三湖治理工程”来讲,从2003年到2009年历时六年,我国投入资金910亿元,集中对“三河三湖”水污染问题进行治理。但2010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称,我国“三河三湖”水质依然较差,巢湖、太湖、滇池的水准水质仍为V类或劣V类。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悖论:假如污染都治理好了,环保部门就都可以关门大吉了。

污染源,显而易见,可我们仍然不去选择关停相关企业,而是要公共财政大兴水利工程,这种做法无异于南辕北辙。可以看到,治污的行政思维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出现再大的污染源,权力也会视而不见;进一步说,最大的污染源并非是那些产生污水污气的企业,而是在于权力内部的GDP崇拜与寻租现象。在权力、GDP与企业利润最大化三者之间,公共利益早已被抛至了脑后。至于花多少钱治污,好像也就是个面子工程了。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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