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5日讯】【导读】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人因“反右”“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22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1500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41年之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10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
（接上期）
我被秘密逮捕并关进了监狱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入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经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加上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病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唯此一计，别无妙策，后许先生信告：“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他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辟别九载的青岛，（我自1956年寒假毕，开学赴北大，1957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份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未休，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地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的中学里，与我同步地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与词的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唯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也是枉然！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呕哑嘲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着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唯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它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她就是在监狱 我也要见到她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份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谁知乃是永诀！并合影留念。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生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于其处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达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说：他们定在6号！
她头顶一方白布 上面用鲜血涂成一个“冤”字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联椅及一张长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联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联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联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长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稍待，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稍待，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几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联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稍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联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起来，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顿，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我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象，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肉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焊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埸，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简短地切切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 “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个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洇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Ｘ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当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Ｘ处长请教：“报告Ｘ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Ｘ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是谁杀了我的儿？我的儿是谁杀了？”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大陆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也许还要辱尸）的全部过程。祥祥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疯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骸＋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朦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在“十里洋彻”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的游荡！她念念有辞。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
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的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涪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枯廋，她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而去！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海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体抛落在何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们真诚地请求你发一次善心，就请你写一封匿名信，请寄往“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管理处”吧！为我们提供寻找林昭遗骨的线索与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德！苍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与一切神灵都会呵护你“立地成佛”的！
在说罢这椿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关于我
我的祖籍是江苏赣榆县。1933年生。
1954年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57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整风，我因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办的刊物《广撤的主编，撰写《广场发刊词》、《编后记》，以及与人合写短诗《是时候了》等大字报而被划为“极右派”，遭受轮番批斗，于1957年1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后被押送于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尝河北省宁河县之茶淀清河农场等荒凉地区劳动改造。1965年刑满，但仍未离开劳改队，继续留在清河农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机关的管制下劳动度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的章丘埠村煤矿，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东济宁“六四劳改农彻，继续着劳动改造的生活。
1977年，由于“四人帮”的倒台，我的被监管的生活获得了政策性的放松，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结了婚。我的妻子怀着对我的同情与敬佩之情，嫁给我这个四十四岁的将“知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时她仅二十六岁。她无意旁顾险恶的环境以及没有希望的未来，毅然把她美丽的青春与我的严峻的危运联结在一起！怀着生死与共的凛然之情，顶着漫天风雨，分担了压在我头上的无情重负！
1979年的秋天，我当了父亲，我的不幸的儿子来到这人世的早晨，他的父母就像两个乞丐，我们的财产就只有一条旧棉被。而我竟无处去为他报户口，他是万里浩荡神州中的无计存身的奴隶的后裔，是一个“编外”的“黑人”。
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济宁劳改队的办公室里，我接受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项目组的法官们的平反裁决，他们郑重宣告：推翻1957年的判决，宣告我无罪！
至此，我才算真正地与这个“人间的好地狱”告别，真正的“释放”才算开始！
北京大学党委用心良苦，几经协商，依政策的“就地安置”的精神，把我安置到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养生于此。我担任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十年之间，完成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三级跳”，并担任了先秦两汉文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之职。
1994年夏退休，离开了短暂的教学生涯。工作紧张与生活贫困是这十五载执教生活的两大特色，忙于生计，以活妻儿，点滴余闲，苦心撰著，断断续续，终得二十三万言，成《九歌十辨》一卷，献诸学林，博人一哂而已！
（完）
原标题：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
文章来源：《中华文摘》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