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5日讯】2013年7月 23日晚9点左右，在北京大兴的街头发生了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两名驾车男子因不满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士挡道，发生争执，一男子将这位女士打倒后，突然把婴儿车中的一个未满两岁的女童抓起，举过头顶，当街摔成重伤。经抢救，女童不治而亡。事件经网络发酵，摔童男子一时成了千夫所指，也不乏有人开始深入探求其暴戾行为的根源。很快，该男子身份和照片被曝光。他叫韩磊，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我也认出了韩磊，他是我在狱中接触到的千百名犯人之一。
狱中韩磊印象
我认识韩磊，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当时，那是一所集中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其中的刑事犯基本上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或死缓的。此外，也关押了一些政治犯和外籍犯。韩磊因盗窃了一辆轿车被判无期徒刑。这辆轿车原价大约三四十万元。当时正值1996年江泽民时期的严打，在满是重刑犯的二监，与韩磊同样被判无期徒刑的，不乏贪污了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贪污犯、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
我认识韩磊时，他刚刚因为打狱警被加刑一年。
起因大致如下：一天晚上，韩磊想给家人打电话——在狱中这叫“亲情电话”。但是狱警不允，在与狱警争抢电话中，韩磊打了狱警一耳光。在二监，与家人通电话不是犯人的基本人权，而是一种对待犯人的奖惩手段。狱方对“表现”不好的犯人，会以剥夺亲情电话作为惩罚。像我这种不认罪的政治犯，从来没有与家人通过电话。
我相信，如果韩磊能够与家人通电话，他的家人是不可能鼓励他与政府对抗的，我所见到的犯人家属，都是要自己的亲人在狱中好好服刑改造，争取早日出狱。而在被隔绝了亲情的情况下，犯人心理上孤独脆弱，很容易就会失去自我控制，做出过激行为。
因为打了狱警一耳光，韩磊付出的代价是被加刑一年，而且被关了“小号”，遭到暴打。“小号”是监狱惩罚犯人的禁闭室，大小仅可容身。韩磊还给我看过他背上遭到警察和其他犯人暴打留下的伤痕。
这次事件后，韩磊开始积极地争取减刑。他参加劳动，参加成人自学考试，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监狱规定，犯人参加成人自考，每通过一门课程，就会得到加分奖励，获得减刑。韩磊每次考试都要报七八门课程，而基本上都能通过。韩磊是很聪明的，智力、毅力均远过常人。
桀骜不驯的韩磊似乎服从“改造”了。但在私下里，他却说这纯粹是为了减刑，他从没有真正认同所加给他的刑罚。在一次被犯人欺负时，他发出尖厉的嘶喊，长期被压抑的愤怒在那一瞬间释放。但在漫长的服刑生活中，他的愤怒都不得不经常性地被压抑。
在狱中，犯人都被剃了光头。韩磊的头型上尖下圆，两耳高耸，我每次瞥见他低头走过的背影，都会心中一紧，仿佛看到地狱中的怨鬼，行迈迟迟，踽踽独行。
“无限自由”的自由裁量权
我还认识一些犯人，他们的罪刑失衡，比韩磊更严重。有一个犯人王平，因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他的盗窃行为有多么严重呢？他去偷牛蛙吃，不慎弄开了闸门，放跑了许多牛蛙。倒霉的是，这些牛蛙不是“一般”的牛蛙，而是公安部某疗养院养的、特供官僚们享用的牛蛙。结果王平就因偷吃牛蛙被判了无期徒刑。至于判决书，当然不会赤裸裸地说明原委，而是把那些放跑的牛蛙换算成价值上万元，这叫作“打成价值”。于是王平就因盗窃价值上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按照当局现行法律，盗窃价值数万元，就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农民王平，就因为嘴馋，而且偷错了地方，偷到公安部的后院，就被夺去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岁月，青春时光被葬送在了监狱里。他的事情，在犯人中是被当作笑料的，但这是一个多么残酷、多么荒诞的“笑料”！
在二监的重刑犯中，诸如此类的犯人不胜枚举。犯人李建国，因盗窃价值数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犯人孙凯，因盗窃价值几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其实他偷的不过是几件衣服——这衣服当然要按市场价格换算，不可能按清仓大甩卖的价格“打成价值”。在二监的重刑犯中，盗窃几万元的和贪污几千万元的、偷一辆车和偷几十辆车的、盗窃的和杀人的，被判同样刑期的情况极为常见。有的甚至颠倒过来，盗窃的比抢劫的、强奸的、杀人的，判得还重；盗窃数额少的比贪污数额多的，判得还重；情节轻微的比情节恶劣的，判得还重。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局司法体制中，有一种“自由裁量权”！比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罪是这样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是新刑法的规定，而在以前的刑法中，犯盗窃罪是可以被判死刑的。
什么叫“数额特别巨大”？三万元以上就算。而从十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这个巨大的量刑空间，就由法官来裁量，这就是所谓“自由裁量权”。不仅盗窃罪是这样，其他罪名也是如此。犯某某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诸如此类。
从三年到十年，从十年有期徒刑到死刑，这其中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就掌握在司法官僚手中。换言之，同一种情况，既可以判三年刑，也可以判十年刑。三年和十年的差距有多大？它意味着你会多坐或少坐七年牢。对短暂的人生来说，七年牢狱对生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更极端的是，同样的罪行，既可以判十年有期徒刑，也可以判无期徒刑，还可以判死刑。从十年刑到死刑，这个量刑空间多么广大，它甚至跨越了生死两重天！这是谈量刑空间，还没有涉及到对情节的定性问题。如果你向司法官僚行贿，那么你的情节就可能变轻，会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你被冤枉了，坚决不肯认罪，那么你就可能被定为顽抗，态度恶劣，要从严从重处罚。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在不同时期，同样的罪行会得到极为悬殊的结果。在平常不算严重的罪行，倘若正值当局的“严打”期间，就可能被判得极重，甚至被处死。真是“无限自由”的自由裁量权！
“罪对刑的攀比”
在量刑上如此广大的自由裁量权空间，为司法的黑暗、腐败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和肥沃的土壤。
在实行判例制度的英美法系中，量刑不是由法官随意决定的，而是要比照以往的判例，罪行大致相当，刑罚也大致相当。而在当局的司法中，量刑完全取决于司法官僚的意志，这就为其腐败提供了机会。司法官僚就可以利用这种自由裁量权，来进行寻租，你如果满足了其要求，就可以少坐几年牢，甚至由死变活；如果你不能满足其要求，就可能多坐几年牢，甚至失去生命。司法黑暗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即使是这样一种法律，也还是一种“进步”。很多人未必知道，中国现行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后才制定颁布的。而在1979年之前的三十年里，根本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可想而知，那时的司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司法官僚完全可以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而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王朝尚且有律法，明朝有《大明律》，清朝有《大清律》。
犯人们待在一起，自然就会相互比较各人的罪行和刑罚。面对这种明显失衡的量刑，很多犯人的心理当然会随之极度失衡。但在监狱的高压环境下，刑事罪犯为了减刑，仍然会按照狱方的要求写出“认罪悔罪书”。认罪悔罪书有统一的格式和要求，刑事罪犯之间经常相互抄袭。
在认罪悔罪书里，刑事罪犯会忏悔自己的罪行，并且表示，法院的定性是准确的，量刑是合理的，他们会坚决服从法院的判决。私底下，他们却认为，自己受到刑罚，并不是因为法律有多么公正严明，而是因为自己“没玩好”。因为他们看到，许多比他们罪行严重百倍的人，却判了与他们一样的刑罚，甚至更轻；更多与他们同样违法犯罪的人，由于有权有势或有钱，能够“摆平”官府，即使犯了罪，也可逍遥法外！
当局这套法制，在刑罚的目标和尺度上，都失去了合理性。它在执法中滥用权力，有权有势者即使犯了罪也能够逃脱法律制裁，或者大罪小罚，而无权无势者却小罪重判或无罪被判，这种滥权执法怎么可能起到惩戒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呢？刑事罪犯看到特权者逍遥法外，“玩得好”的人能够大事化小，觉得自己受刑是因为没有权势和金钱，是因为“没玩好”，在心理上就会失衡，就会用更大的犯罪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这叫作“罪对刑的攀比”。而中共监狱就是在执行这种刑罚的背景下，对犯人进行所谓“改造”。至于这种“改造”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有一个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北京市绝大部分刚被判刑的犯人，在下监之前，都要到这里集中，经过两三个月的“实习”，再分送到不同的监狱。我曾经在那里对周围的犯人做了一个粗略的调查统计，其中约有一半的犯人是“二进宫” 以上的，即两次以上犯罪的累犯。他们被称为“二哥”、“三哥”，乃至“七哥”、“八哥”。经过中共监狱的“改造”，刑事罪犯的再犯罪率是如此之高！
社会为制度买单
韩磊是1996年被判的无期徒刑，当时年仅22岁。他在狱中无论怎样减刑，也总要待上十六七年，出来时年近40，一无所有。他为一辆车付出青春的代价。算起来，他今年再次犯事，应该是在刚出来不久。
与路人偶然发生争执，彼此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会做出那种暴戾的行为？只能说，韩磊心中长期压抑积累的戾气和怨气找不到出口，终于在一个偶然情景下被引爆，发泄到一个无辜的儿童身上。不公正的制度在个人心中积聚的怨气，找不到出口，而转移发泄到其他无辜者身上，导致我们整个社会，都要为制度买单。
如果我们的视听、心智如果还没有彻底麻木的话，应该还能够想起近年来，多地频发的幼儿园杀童案，推延至今天的韩磊摔童案，这股戾气不可谓不深长凌厉！儿童是带血的祭品，凶手何尝不是负罪的牺牲。高潮迭起的悲剧的共同点是，都指向了一个社会最纯洁、最弱小、最无辜的群体，这已经是悲剧的顶点，是人类对生命本身的反噬。
而真正的导演者，那罪孽更重的作恶者，仍然隐身在堂而皇之的国徽之后，轧轧作响地运转着，也必然推陈出新，继续导演新的悲剧给我们看，给社会看，也给终将做出评判的历史看。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