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8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琮钰综合报导)在中共《反垄断法》实施第6年时,发改委发动“反垄断风暴”,顿时众多知名外企纷纷陷入“垄断门”,横扫眼镜、无线通信、电脑软体和汽车等行业。8月20日,发改委更是开出创纪录的12.35亿元罚单。但中共当局的“反垄断”行动不孚众望,不但没有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且还遭到民众的讥讽。
按照经济学原理,垄断行为是通过法律上的特权,对供应来源的控制,或企业间的联合行为来实现的。它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但会破坏竞争机制,进而影响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技术革新和经营者组织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或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失。据维基百科介绍,垄断通常有三种原因: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最常见的垄断形式)、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
一般当政府对垄断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和处罚时,会赢得民众和社会舆论的支持。然而中共发改委所掀起的“反垄断风暴”却招来讥讽,而在华的外企不仅“自律”,还纷纷表态配合这一奇怪举动。
中共“反垄断”主要针对外资企业
今年中共发改委所掀起的“反垄断风暴”,并没有针对行政性垄断的国有企业。这一类企业,涉及石油、电信和银行等大众必需消费行业,对大陆经济和消费者权益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共发改委的的“反垄断”多是针对高档消费商品行业,而且主要是经济性垄断的外资企业。
中共当局“反垄断”这种明显的倾向性,不但偏离反垄断的真正意义,而且其公正性令人质疑。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无论奔驰、宝马和奥迪等豪华车商,还是日本汽车零件生产公司,都是处于充分竞争的行业内,只是利用企业自身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一种市场垄断,也称为市场性垄断。这些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是在为消费者提供优良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后形成的,是消费者长期选择的结果。这种市场性垄断是无权也无法排斥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消费者依然具有自由的产品服务选择权。
然而,中共当局的“反垄断”开出的罚单绝大多数是针对这种经济性垄断、生产高档消费商品的外企。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认为,奔驰、宝马和奥迪等这些面向小众、市场狭小、高端的豪华车,却不太会与美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一家厂商可以垄断,连寡头垄断都不太可能。比如奔驰,它能“垄断”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大众产品,一辆奔驰S级的豪华房车,在美国要10万美元,在中国更是高达几百万人民币。但在中国,这一奇怪的指控,却由一个垄断了国家全部资源、掌控了国家经济的命脉、操纵了全部国企的一个政权集团,给提出来了。指控的本身,就非常的滑稽、荒谬、和不可思议。
发改委“反垄断”多集中在高档消费领域
尽管中共发改委在2013年曾对茅台、五粮液开出4.49亿元的罚单,但高档白酒以及高端豪华车都不是大众必需的消费品。被查出的外企高端豪华产品在大陆市场价格偏高的原因,往往是市场需求和大陆高进口关税等多种因素,未必真正是因垄断而造成的。
与众多高档消费商品“反垄断”案例相比,民生必需消费品案例十分有限。如:2011年,联合利华曾因产品涨价收到发改委200万元的罚单。日化产品本身就是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联合利华也并非是市场垄断者,况且其涨价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2013年8月,发改委对6家洋奶粉品牌企业处以6.7亿元罚款。而当时造成洋奶粉价格高涨的原因是中共当局对食品安全监管不力,导致大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令消费者对本土奶粉产生信任危机。
行政性垄断的中共国企并未被触及
在中国大陆,石油、电信、银行和保险等大众必需消费领域的行业,都被中共国企所垄断,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益受到限制。这种利用行政权力人为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行为,导致民众经济损失巨大,阻碍大陆经济健康成长。
据大陆媒体消息,2011年,中国大陆的网际网路实际费用是韩国29倍,高出香港469倍。着实令人吃惊!
中共银行保险等金融业国企的垄断,导致大陆中小型企业因融资成本高昂不下,而陷入财务困境,这是大陆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针对中共发改委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大陆企业顾问何军樵认为:“它的垄断行为还能比的过咱们的央企?能比的过中石化?还是能比的过中石油?还是能比的过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我们的所谓世界500强企业,有几家不是垄断企业?所谓的反垄断调查,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应该更有可能是涉及到它所谓的安全问题。”
中共“反垄断”不孚众望
中共当局有关反垄断的裁决只是由发改委一家通过内部会议做出的,严重缺乏听证、辩护等公正、公开和透明的制度保障。路透社的报导称,中共发改委官员在与外企高管的一个闭门会议上,曾经“严辞厉色”的正告外企代表,说他们如果“写份自承坦白认错,好过请外部律师!”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当事人对发改委的反垄断决定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程式保护。大陆法院严重缺乏权威和司法独立性,无法保证法院受理案件得到公正裁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近日被中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以违反工作纪律为由解聘。张昕竹认为,他被解聘的原因是帮外企说话。反垄断执法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走入了死胡同。
谢田教授表示,即使退一万步,中共的调查也不可能公正进行。因为,连中国自己的反垄断专家,也因为“帮外企说话”而遭到解聘。那剩下的“专家”,就肯定都是一面倒的帮中共当局说话的。这样的调查,怎么会有任何公正性可言?
谢田教授还说,正如中国欧盟商会的声明所述,中共的调查预先设定结论,根本不是公正的调查,人们还在等待,看看那些受到调查的公司,是否会得到完全的辩护权利。从红朝的历史记录看,中共政府的行为从来都是蛮横、无礼、随意、粗暴、和完全罔顾法律的。人们已经发现,中共当局使用行政恐吓的手段,逼迫公司在没有完整听证的情况下接受处罚。
对于中共发改委的“发垄断风暴”,大陆有网友说:“全球最大盗版市场,是哪来的这么大底气查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