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陆不少网媒纷纷表示，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揭开了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大逃港”的冰山一角。这句明显隐含着肯定意味的褒奖之词意在强调，分别发生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的三次大规模的中国人“逃港”事件由最初在“史学界、新闻界、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的状态到今天能够通过影视剧公开“再现”，政府的此番动作可谓是对历史的“正面肯定”、是“新的认识”。就连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一书的作者也无比激动的感慨道，“长期以来，史界对这起长达30年的大事件几乎完全忽视了。现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
咱们且先不论一部中共用以“王婆卖瓜”的电视剧究竟能有多大的尺度来真实、立体、饱满的再现当年所发生的惨烈事实，也不提中国人因迫于政策导致的负面结果而无奈逃离故乡的痛苦抉择又怎样能从正面的角度来加以肯定；只看各家网媒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发文唱赞歌的媚态以及作者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就足以发现，中共此次对史料有选择性的、且带有明显自夸立场与意图的公诸于众实在是百年难遇、千年等一回的稀罕事。若按这样的状态来重温中国几十年来的无数仍处在“禁区”的史实，恐怕没有人敢确信和断言，中共究竟会以这样的自我陶醉状激动、兴奋多少回？
事实上，众多史料已经通过亲历者的口述记录明晰的指出，自中共建政时起，人数不一的“逃港”事件似乎一直在持续上演。有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大陆逃亡至香港的中国人大约共有250万。当时引起轰动的、颇为著名的三次大规模“逃港潮”不仅涉及到机关干部、知识份子、学生、军人、工人、知青、农民等完全身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以及波及广东、福建、湖南、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尤其是谈及造成这三次“逃港潮”的主要原因时，均毫无例外的指向当时接连发生的合作化、大跃进、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更需要从头进行细节化陈述的政治运动。然而，所有的内幕与细节都在电视剧的某个片段中，被当时主政深圳的官员用一句“太穷了，以后大家都富了就没人跑了”的台词削繁为简、大而化之了。
或许某种程度上，这句总结性陈词较为一语中地的道出了当时的中国人渴望脱贫致富的现实心态。既然生活上的愈发拮据、经济上的持续窘困是需要过日子的老百姓所无法面对与忍受的境况，那么，因恐惧死于饥饿而大举逃离便可算得上是情有可原、合乎人性求生的本能。因此，将改革开放以前的一番贫瘠景象示于人前也并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丑事，何况若要扬，先得抑，没有对比，也不能高调展示改革开放30年一路辉煌的经济成果。
的确，30年后又30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在贪官的各种挥霍、二代的炫富姿态以及“福布斯”富豪榜不断增添的大陆人数量上，可谓是溢于言表、彰显无余。然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得益于改革成果、在中共治下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新时期有钱人，居然也难以绕开一个“逃”字。其一、官员的外逃主要表现在配偶子女早已移居海外的事实以及一份央行发布的含16,000至18,000的外逃人数、向境外转移8000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报告；其二、富豪的外逃则表现于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一千万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不是在考虑移民，就是已经快办完移民手续了；此外，拥有一亿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中国。这些数据绝非空穴来风、凭空想像，仅从2011年《福布斯中文网》的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中就可找寻依据。
由此可见，经济上的贫富因素根本无法羁绊中共治下的大陆人竞相逃离的脚步。无论是多年前不忍饥饿、穷困而冒死一搏的偷跑，还是今时今日早就做好了资金上的准备、铺好了后路的举家迁徙，都毋庸置疑的让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已然沦为政策所导致的“贫穷”的代名词，而之后的30年，中国也同样毫无意义的变身为“前途渺茫”、“丧失希望”的代名词。高速增长的GDP不但没能让深具投资眼光的商贾巨擘流连于中国大陆这片传说中“潜力巨大”的市场，甚至也无法让“有权即有钱”、享受着一切特殊待遇的党官、高管们继续安守于这块能为他们持续带来巨额财富的肥沃之地。
究其一切其实不难发现，无论于穷于富，中国都已然是一片枯竭干涸的盐碱地、一副被掏空殆尽的躯壳而已。面对着千疮百孔的中国，一逃再逃或许就是无奈、无望之下的唯一选择。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