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1月9日完整版

【新唐人2015年01月10日讯】【中国禁闻】1月9日完整版

提要
江绵恒卸职 江泽民东山行效应?
上海踩踏警力缺乏 治安外包恶果
建三江案秘密审结 律师后援团追责

驻京外国记者声援法国遭警方干预

1月8号,近百名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在北京三里屯一家书店举行集会,声援在巴黎遇难的12名《查理周刊》杂志社工作人员。

据《美国之音》报导,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召集人表示,他们在那里聚集,是要表达对法国记者同行的支持,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以及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捍卫和坚持。

报导说,在北京,没有中共官方媒体的记者对遇难的法国同行,举行公开的悼念和支持活动。

北京警方对集会进行了干预,书店门口的“我是查理”的标语被拿掉,有便衣警察禁止出席者照相和录像。

香港议员何俊仁拟辞职促变相公投

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1月9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在香港立法会进行政改投票之后,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以利用自己辞去的议员席位,通过补选机制,让全港选民可以投票,引发“变相公投”,由公众决定是否重启香港政改五步曲。

何俊仁的举动,引起香港泛民议员、学联、学民思潮,以及街头抗议者的广泛关注,各界在表示支持的同时,也有担心和不同意见。

维权律师高智晟出狱后仍被软禁

被中共当局关押了多年的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去年8月刑满释放后,一直被软禁,目前仍然没有人身自由。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高智晟与亲属的通话受到监视和限制,新年元旦,他在美国的妻子也未能与他通话。

高智晟因为连续致信中共高层,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006年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但在缓刑期间被秘密绑架,并遭受酷刑折磨。2011年底被投入新疆沙雅监狱关押。

编辑/周玉林

江绵恒卸职 江泽民东山行效应?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日前出现人事变动,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长子江绵恒被卸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一职。在反腐风浪高涨之际,江绵恒被卸职引起普遍关注。评论认为,此前江泽民不甘在反腐中的折兵损将,企图以高调的海南东山露面行动,意欲“东山再起”,反而引起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警觉,习近平藉削去江泽民儿子部分职务等行动,来敲打江系。

1月8号,中科院上海分院官网宣布,江绵恒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由上海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志远接任。

消息说,江绵恒此次职务调整,是在1月6号中科院上海分院召开的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的。当时由中科院人事局局长李和风宣布任命通知。

江绵恒是江泽民长子,出生于1951年,现年64岁。除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外,江绵恒还担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并曾经挂上各种副职,包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神舟五号”副总指挥、“嫦娥工程”副总指挥等等。

江绵恒虽在学界,但却涉足商界很深,有“电讯大王”称号,并担任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CNC)、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等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江绵恒也被大陆民众称为“中国第一贪”。据悉,“周正毅案”、“刘金宝案”、“黄菊前秘书王维工案”等重大贪腐案件,都与江绵恒有关。

与江泽民极爱露面相比,多年来,江绵恒可谓极少在媒体露面。随着江派人马在反腐中纷纷倒下,去年2月,江绵恒首次以“上海科技大学校长”身份在中共官方媒体中出现。同年5月,江绵恒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一起高调陪同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参观上海韩天衡美术馆,但消息却遭到官方封杀。

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反腐风暴直指江泽民,他的儿子无德无能又把持这么一个高位,明显的成为一个靶子了。”

虽然中科院上海分院宣称江绵恒是因“年龄原因”被卸职,但这一说法似乎难以让外界信服。

大陆时政评论员陈明慧:“绝不是年龄原因,这是内斗的一种结果,我是这么认为,在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的情况下,要抓住主要矛盾,沾满人民鲜血的这些邪恶势力必须得到清算,江系是首恶是大恶,必须尽快尽早得到清算,其他的都可以进行民主和解。”

1月3号,网络上传出江泽民一家三代年初到海南东山岭游玩的消息,据说江泽民对省委书记罗保铭讲:他回北京也要宣传东山,明年东山就人山人海了。最后走的时候江泽民还大声嚷嚷:“江泽民到此,不虚此行”。这被外界解读为,江泽民企图以此向残余势力宣告“东山再起”。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颇:“说白了,江泽民平时是住在江苏扬州的,他为什么要回北京呢,要在北京有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江还要有所发难。”

1月4号,已经在4天前被免去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的蒋定之,又因所谓的“健康问题”卸任海南省省长一职,回到江苏老家担任没有实权的江苏人大副主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炯还亲自跑到海南接走了蒋定之。

华颇:“蒋定之一直是有风言风语,江这次来,到底是谁安排的,是不是蒋定之也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他这个健康问题是政治健康出问题,还是身体健康出问题,还要划一个大大的问号。”

同一天,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公布落马,成为2015年“打虎”第一靶子。据报导,杨卫泽与前年落马的时任南京市市长季建业有不少交集,而季建业被称为江泽民老家扬州“大管家”。

华颇:“江泽民非要这么高调露面,习近平必须要有所反击,告诉各路诸侯,当今这个天下谁说了算,以这种方式对江及其他人做出一种警告。”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颇指出,目前江泽民的利益集团,还在对习近平的“打老虎”行动阳奉阴违,想方设法抵抗习近平。华颇认为,今年还会有国家级的“大老虎”落马,而对于江绵恒的后续走向,则要看双方矛盾是否继续激化。

采访、编辑/刘惠 后制/葛雷

上海踩踏警力缺乏 治安外包恶果

上海在新年前夕踩踏惨案发生后,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持续关注,而踩踏事故原因也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大陆民间、中共官媒、外媒各有说法。网民大多将责任归咎于上海当局的失职和警力的缺乏。日前,《华尔街时报》一篇报导指出,上海踩踏事故是中共当局疏于布置警力,将城市日常安全工作外包给私人安保公司的恶果。

《华尔街日报》1月6号在一篇题为《上海踩踏事故突显中国倚重将安保外包》(Stampede Highlights China’s Reliance on Outsourcing Security)的文章中称,此次踩踏事故不是上海特有的,但上海踩踏事故反映了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各大城市的一个趋势:越来越倚重将城市安保工作,以及警察性质的工作外包给私企。

文章指出,上海外滩是中国游客最多的景点之一,但当局并没有在这里驻派大量警力,而是聘用了一家名为上海威仕保安服务有限公司(VSP Security Group)的私人安保企业,提供日常安保服务。

根据一份城市合同,这个公司通常在这里部署45名安保人员。在踩踏惨剧发生的当天,这家公司部署了70多名安保人员。目击者也回忆说,在人群里看到一些安保人员,但是没有几个制服警察。

威仕保安公司副总经理Richard Zheng,援引数字说当晚有20万人蜂拥到外滩,他的警卫没有过错。他还反问,“这么少的人怎么能管得过来?”

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它这个是临时增调嘛,就表明这个政府它事先没有安排好,这个要事先安排好的,临时抽调警察本身就说明当局的安排不周密。”

《华尔街日报》还指出,这些私人安保在大陆街头常年存在,甚至在在中国警察局的外面,门卫通常是私人安保人员而不是警察。

报导引用广东省前警官、现任澳门大学中国警察专家徐建华的话说,在中国的街头,“铺天盖地”的执法工作是由合同安保人员处理,他们的数字超过了这个国家的2百万警察。他们被聘用来做耗费体力、不受欢迎,或者有危险性的工作,这个群体包括安保和城管。

徐建华还说:“没有人真的想要上街,因为那是低级别工作。”

原哈尔滨警察王滨生:“实际好多保安公司,在公安局他自己以他们的名下请的保安公司,实际上有些外围工作了,都让他们办。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让他们干。用保安公司的话,一个成本低。再一个,有些突发事件好推脱责任呐。”

徐建华表示,跟其他职责如刑侦相比,中共的公安将街头安保工作看得不那么重要。

如果维护街头治安这类所谓的“低级”工作都留给了安保,那么警察用来做什么呢?

上海的访民和维权人士指出,真正的警察都被当局派去投入到维稳“第一线”了,那“不重要”的工作当然就留给了雇用的私人安保人员。

王天成:“每当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或者所谓‘敏感时期’的时候,维持安全是用来布控的,它花的功夫要多的多,各个小区、敏感人物、怎么去监控、怎么去跟踪,哪那些人在哪里啊,这些事先都有周密的计划的,那这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国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持所谓的国家安全,来保护这个政权,但是它对这种公共事件真是用力不够。”

上海访民称,每年的三月、十月,以及节假日或者当局召开重大会议期间,全国各地上访者都会“赴京告状”。为了避免访民进京上访,当局会派出大量警察,提前将访民24小时全天候的看管起来,一个访民可以动用几个甚至十几个警察。而踩踏事件恰逢元旦期间,动用的警察数量之大就可以想见了。

王天成:“这个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区别:一个民主国家,政府付不起这代价,有大的事件,它必须要保护好参与者的安全,警察必须要到位。那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警察更主要职能是保护所谓的政治上的安全,防止民众抗议。它是个专制的政府,它不对人民负责任,它只对自己负责任,它更感兴趣的是保卫自己的政权,而不是老百姓的生命。”

网友感叹:哪怕当局肯将每年超过军费的维稳支出,拿出一小部分到公共安全方面,上海踩踏事故都不会发生。

采访/陈汉 编辑/张天宇

建三江案秘密审结 律师后援团追责

黑龙江建三江农垦法院8号开庭审理四名法轮功学员案,但不仅没有通知家属,辩护律师也被“剔除出局”。当天律师们公告,成立“建三江案件法律后援团”,将对相关责任人继续追责。同一天,也有欧洲议会议员针对“建三江案”向中共公开抗议。

建三江农垦法院1月8号秘密开庭,审理在去年“建三江事件”中被抓捕的四名法轮功学员石孟文、孟繁荔、王燕欣、李桂芳。

四名当事人的家属中,只有石孟文的前妻刘女士和女儿冲破种种阻力,进入了法庭旁听。刘女士说,由于法院不让律师出庭,四名当事人在法庭上自行辩护。

石孟文前妻刘女士:“他们说挨打,怎么(受)酷刑,他说证据呢?他们拿不出证据,因为当初在里面被打以后,家人也见不到你,律师也见不到你,在监狱里关押人员根本找不到证据。公诉人也好,审判长、审判员也好,你说什么话,都说你这是无效的。”

刘女士气愤质问,法院这样走形式的庭审有什么意义?整一大帮人虚张声势,结果还是法院自说自话。

辩护律师之一的王宇批评,这是公权力肆无忌惮的违法,它们强行把所谓的法律程序开庭出来,企图以判决了事。

王宇律师:“我们八个律师都发了一个抗议,对它不通知律师开庭的违法行为进行抗议。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个公告,成立一个‘建三江法律后援团’。我们要对这个案件违法性,做一些后续工作。”

王宇、刘金湘等律师在8号发出公告,宣布成立“建三江案件法律后援团”。

公告中说,去年3月,四位中国人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因解救被非法关押在“农垦总局黑监狱”的几名公民,遭到酷刑折磨,四位律师共被打断24根肋骨。

之后,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建三江农垦公安释放了四位律师和前往声援的各地公民,但聘请四位律师到建三江农垦系统讨说法的家属,也就是石孟文等四名法轮功学员,却受到打击报复,被非法抓捕并一直关押至今。目前由农垦检察院提起公诉,而裁判者也是建三江农垦法院。

王宇律师:“农垦系统它内部的公检法,听命于农垦的行政机关,它们没有司法独立可言。而且农垦法院,从农垦公检法的设置上,其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立法法》和《法院组织法》,它都没有法律依据,都是违法的。”

刘金湘律师说,“建三江案件法律后援团”除了对农垦法院及庭审期间的非法性提出控告,还向中共人大提出建议,革除违宪的司法体制,撤销违法的庭审。

刘金湘律师:“建三江昨天开庭没让律师参与,完全把律师撇开了。138接下来,律师参与二审的诉讼。然后,对建三江前期的一些违法行为进行控告、举报。完事以后,还要继续扩大研讨,会对这一个现象深层次的内情进行探讨。”

除了庭审的非法,律师们也备受刁难。

去年12月17号至19号,8位律师赶往建三江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时,遭到司法部门的监控和跟踪。王全璋、刘连贺两位律师更被法庭取消辩护资格。

12月30号,7位律师在建三江法院,又一次遭到法警野蛮拉扯和无理安检等,当晚,律师们前往哈尔滨控告建三江法院违法。

刘金湘律师:304“建三江这个案子,它这个迫害,不仅仅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迫害,实际上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它对当事人都这样,对律师都这样,那么对当地的那些我们不知道的,迫害会厉害,对法轮功信仰者。”

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议员克劳斯‧布赫讷(Klaus Buchner)7号在脸书对“建三江事件”进行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农垦法院8号荒唐庭审,他已经书面向中共交涉,强烈要求保证法轮功学员及辩护律师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采访、编辑/李韵

1月9日维权动态

去年被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剧增

“法轮大法明慧网”8号报导,去年虽然劳教制度被废除,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没有停止,遭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急剧上升。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去年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遍及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刑期最长的13年,年龄最高的83岁。判刑最严重的省份是辽宁省,一共115人,判刑最严重的城市是辽宁省大连市,共有4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占中结束 30人仍因声援被关

据大陆“维权网”报导,去年多名大陆民众因为公开声援香港占中活动,遭到当局非法关押、起诉。截至到今年1月9号,仍有30人被关押。

其中,北京王藏、宋泽、广东谢文飞、王默都遭到不同程度刑讯和虐待,除此之外,仍有10多人没有能够与律师会见。

广西电子厂工人讨薪被抓

广西钦州市灵山县“同方和宸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700多名员工,7号前往灵山县政府门前静坐,随后又游行,追讨被欠多月的工资,大量警察现场抢夺横幅、抓人。

据了解,由于电子厂老板携款潜逃,工人工资没有着落。去年年底,工人们也多次前往县政府讨说法,但是一直得不到解决,工人们因此抗议当地政府不作为。

建再现计程车罢工 u >

继青岛、河南等地的计程车司机罢工风波之后,8号,江苏南京、福建莆田市两地再现计程车司机罢工。南京计程车司机要求增加起步费用和降低月租费用。莆田市计程车司机则抗议政府收回经营权。

纽时:中共欲向海外企业及公民征税

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大量增加,中共税收官员最近盯上了在海外注册的公司以及在海外工作的人员,要求他们报告自己在境外究竟赚了多少钱,并缴纳相应的税。其实,向海外企业及工作人员征税不是新税法,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就生效了的。为什么中共目前才开始执行这项法律呢?请看报导。

《纽约时报》1月8号报导说,广州市政府将在1月28号,召集总部在广州市的150家最大企业的高管开会,讨论他们海外的雇员要缴纳中国税的问题。北京市当局和其他大城市也在做类似动作。

《纽时》表示,这是中共各级税务机关在悄悄开始执行的,一项鲜为人知的监管规则:公民和企业不仅要为在中国取得的收入纳税,也必须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取得的收入纳税。

《纽时》还说,中共国家税务总局也有相应举措,从2月1号将生效一项新规定,禁止一系列被视为避税的国际投资方式。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终身教授谢田:“能够在海外投资的或者在海外有收入的中国公民,实际上(主要)都是这些大企业、国营大企业、垄断企业,或者中共高干他们的这些人。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反腐或者被调查的对像。”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终身教授谢田认为,中共执行这项措施,可能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反腐力度有关,因为他想通过反腐换取民意支持。

谢田表示,税务部门的这项措施,可能是想给那些想到海外隐藏巨额财富的中国富豪造成一定的难度,但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实际上,中国的资产外流,一直是越演越烈。

去年1月,美国独立新闻群组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披露,中共高层精英及其近亲,从2000年以来,通过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拥有秘密离岸公司,从中国移出的资金高达 4万亿美元。

中纪委员在一份被泄漏的报告中预计,仅2012年就有1万亿美金流向海外。
去年下半年,中共启动了海外反腐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把反腐延伸到了海外。

谢田表示,如今中共征收海外企业和人员的税,就是中共海外反腐的一个环节。

目前,对于应该在国内还是全球范围内征税,各国做法并不一样。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只在本国境内向公民课税,对外派人员和海外子公司,豁免国内所得税;而美国则是针对全球收入收税。

实际上,中共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吸取了美国的税法经验,并在1993年发布了这项法律。

《纽约时报》认为,虽然中共借鉴了美国的做法,但它的税收政策更严厉。

在中国,最高收入税率是45%,而美国则是35%,并且启动最高税率的门槛是月收入12,900美元。去年美国还允许侨民免除99,200美元的外国收入,超过这个数额才需缴税,但在中国,公民在境外的收入,每月只能得到210美元的额外减免额。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 伍 凡: 说明中国的税收已经根本不够用,要靠投资到外国企业的税收。那么,这样会造成企业家要两边收税。”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伍凡认为,这种双重税收制度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家想办法规避这项措施,甚至加入外国国籍。同时,伍凡指出,西方国家税收的大部分是回馈给老百姓的,用在教育、养老金、社会保险等方面﹔而中国的税收则完全成了中共的,除了各级官员的挥霍外,都用到基本建设投资、维稳、军队上去了,直接回馈给老百姓的钱相当少。

谢田也表示,所有涉及到金融、投资、财产等税率税法的时候,法律必须非常严格公正才能够真正实施。但在中国存在超越法律的特权阶层,这也是导致这项法律至今不能执行的原因。

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曾发布一份世界各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国在这份榜单中高居第二位,而美国则要低得多。

采访/易如 编辑/宋风 后制/萧宇

1月9日退党精选

刚进入2015年,中国各地就发生了多起伤亡事故,很多民众表示,已经对中共不抱任何希望,赶快退出,心里踏实。

姜瑞文说:“我已不对共产党抱任何希望,不存任何幻想,89之后中共已彻底背叛了中华民族,它们已经彻底沦为利益的走狗,资本的帮凶。大陆这里还有很多人由于各种新闻限制、网路审查而不明真相,不过我很庆幸这里面几乎没有年轻人。共产党,见鬼去吧!”

江苏的唐丽等6人说:“虽然从不相信中共,但是小时候发的誓言,还是要把它当作一回事哦。共产党喜欢假的,喜欢暴力,还禁锢人的思想,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都不知道是谁的了,活在中国,有时觉得很可怜。现在退出这个组织,觉得心里很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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