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白毛女》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它被改编成歌剧、电影、样板戏唱遍全中国，却不知《白毛女》原来完全是中共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近日，一位唱了一辈子《白毛女》的女演员赵翠巧，一位为《白毛女》伴奏一辈子的演奏家郝忠良（因安全原因均为化名），分别讲述了自己六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参阅»郝忠良：我给《白毛女》伴奏了一辈子
“15岁我就会唱《白毛女》了”
15岁我就会唱《白毛女》了，那时一开口，我们住家的对面，好多人就在那儿趴着听。哎，你看那小女孩，真像白毛女啊，我当时还觉得很荣耀呢，说明我唱得好呗。
那时我在南方的学校上高中，北京的一个文工团通过教育局招生，我就给学校叫去了。人家说，你唱个歌吧，我就唱了《白毛女》里“北风吹”，喜儿他爹杨白劳去世那一段。声音一出来，把他们吓一跳：小小的个头，声音那么大！最后我被录取了，市里好几百人考试，我们那地方一共就要了两个人去北京，一个是我，唱歌的，另一个是弹钢琴的。据说我们是第一批文工团自己培养出来的学员，后来我调到了部队的歌剧团。
我演过歌剧，唱过样板戏，还拍过电影，但经常给我安排的都是B角，重要场合不让我演。一次我们团要给班禅演出，女主角突然崴了脚，就通知我上，因为平常不排练，上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衣服，拉拉扯扯的就给拽上去唱了，脑子还迷迷糊糊的呢。我唱最多的，就是《白毛女》里的喜儿。
唱了一辈子《白毛女》，所以后来听说喜儿的故事不是真事，我还真接受不了，但有记者亲自去采访证实了啊，证实白毛女没有受过什么欺压，杨白劳因好赌而欠债，还有，真实的黄世仁竟然是个勤劳本分、喜欢行善的地主，我们演员和观众都给骗了！《白毛女》是为了政治需要而杜撰的，目的就是要煽起对“地主”的仇恨。
作为演员，我当然要义愤填膺，才能唱出苦大仇深的情绪啊。现在看来，我们搞文艺的不过就是政治宣传工具，《白毛女》曲调优美，因为它本身就是千锤百炼的民歌嘛，艺术的感染力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给洗脑了，没有判断，没有常识，自然而然就盲目接受了中共要灌输的东西。
小时候我哪知道什么叫地主，但所有的教育宣传都告诉我：像《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太多了；正因为有地主，我才吃不饱饭，必须打倒地主；还说“解放”后“大救星”来了，救了我们，我们才吃饱了饭。
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学会思考：四九年时我9岁，我挨饿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后了，“解放”前我并没有饿的记忆啊。以前怎么苦怎么苦，也不是我家里人说的，是整个社会舆论就那么讲的。
地主这个词其实没有任何贬意，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就是田地的主人。可从小为什么就想当然认为地主就是恶霸呢？一说谁是地主，我就是非常非常仇恨，别说台下看《白毛女》的老百姓了，就连对演黄世仁的那个演员，我看他都可气、可恨，都不愿理他。
有些事真是很荒唐。那时我们团到山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一天晚上大伙被叫起来，说贫农受地主欺负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要去斗地主，为贫下中农长志气。几个人就给叫上去即兴发言，发言的也没搞清怎么回事，知道肯定就是斗地主呗，于是连地主名字都没闹清就喊口号批斗，我们在下面跟着举手，喊口号助威，打倒某某某！结果有人哄笑起来，原来我们把地主和贫农的名字说反了！后来才知道，是那个地主被贫下中农整急了，回了一下嘴而已，我们这帮人就说地主打人、骂人了，栽赃诬陷呗。在我们的观念中，是凡地主出身的就没有好人，坏事都是地主干的！
还有就是“特务”，也招人恨，那时和国外有联系都说是“特务”。小时候，有个音乐老师带我们到教堂参观，她丈夫是教堂的牧师，结果一进教堂，我就特别害怕，因为都说牧师是特务嘛，虽然牧师人很和善，我看着也怕，怕得都直打哆嗦，在教堂也不敢乱跑，感觉教堂阴森可怖。这个牧师不久挨整了，还给关监狱了；后来需要他这种人了，就又给放出来，让他在省里当政协委员，代表教会去拥护共产党，可能为了教堂能生存下去，他也去做了。
我有个声乐老师，姓袁，放弃了印尼的家产，满腔热情回国内来“贡献”，后来给打成右派，下放到了青海，他妻子也被逼着和他离婚，非常惨。他在那里“劳动改造”，受尽屈辱。后来历次运动都不放过他，有一点动静他就被弄出来挨整，渐渐他精神也不正常了，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后来我又换了一个老师，也给打成右派，也给整死了，都是挺有名的人。
“感情上分不清好坏了”
我的老师我很了解啊，都是非常好的老实人，怎么会挨整？我不明白，我们当学生的，也不敢接触这些右派老师，知道他们出事，也不敢问，有疑问有意见也不敢说啊，否则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别说对领袖有意见，对我们团领导有意见都有危险啊，因为你看到就是，很多人只是因为提个问题或开个玩笑就挨整了，你不知道谁会给你打小报告，和谁都不敢说心里话。
我们团每个礼拜都要政治学习两天，念报纸、听报告什么的。那个报告都是政治文件，比如说反右，讲反右如何如何有道理，然后就要表态。轮到我发言，我想有啥好说的呢，报告都说了，已经说的一套一套的了，你也不能反对呀，经常我就说不出什么，所以一到表态我就特别紧张，他们说我不暴露思想，其实是我发木，不懂，不会说。
批刘少奇的时候，我看过中共中央发的文件，一大本影印件，特厚，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所有的指控都有证据啊，什么什么时候，他在安源干了什么，在哪又干了什么，有根有据的。一看确实是那么回事，我们义愤填膺啊，他确实太可气了，所以一说要打倒刘少奇，我们都举手称快，没想到后来又来了一个中共中央文件，又给他平反啦，有图有文字，也是有根有据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也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心里恐惧嘛，对一切都很麻木，感情上就分不清好坏了。人家说打倒谁就打倒谁，让我举手就举手，让喊口号就喊口号，虽然没有整过人，却也没认为它不该整人。已经习惯了不去想，政治是个敏感话题，所以不去说它罢，“共产党”这三个字你是不能随便碰的，一碰可能就有危险，其实这样，就已经是在思想中维护它了。
我有一个同事，一说起毛泽东就咬牙切齿，聊天中她把毛泽东称作“毛老头”，我就很不高兴，我说你不要这么说。她说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全家给下放，遭罪，好好的一个家给被“毛老头”弄成这么惨，说一个“毛老头”都不行吗？想想也是，因为害怕，那时候都分不清善恶了，还以为自己正确呢。
不仅不分善恶，连香臭都不分了。最脏的是粪便吧，可你不能说它臭，那时候如果在街上经过淘粪车，不管多臭，你都不能捂鼻子，也不敢捂，如果本能地把鼻子捂上了，人家就会骂你：你觉得臭，你就是臭资产阶级！拉粪车的人才是最干净的人。所以自己就要使劲憋住气，明明是臭，你就得说是香，但这些你发现自己慢慢也能接受了。
只求无过，不关心政治，国家领导人我只知道有主席、总理，除此之外就都不知道了，没追求，我就知道闷头练业务，不惹事不多言，老老实实，谁也说不出我的缺点，因为“出身好”，也算是“政治可靠”吧。
所以红卫兵窜联时，团里让我带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去见“领袖”，完成政治任务，要保护“大救星”嘛，那时能见到“领袖”可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自豪的。
陪国家领导人跳舞
好像是大饥荒前后吧，不管过年过节，经常是一到星期天，我们文工团被挑选出的女演员就给拉走了，去陪国家领导人跳舞。不只是我们团的女演员，别的团也有，还有很多护士去过，都是会跳舞的，我们团的音乐伴奏也去了。
那是政治任务，只有“出身好”的人才可以去，都是查了祖宗三代，经过严格挑选出来、政治上可靠可信的人，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被信任的。我去过中南海的怀仁堂，北京饭店等地方，具体的地点都忘了，后来我也几乎没和人说起过这些，因为觉得陪他们跳舞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一般提前把能去的演员召集一起，说晚上有政治任务，“首长们”年纪大了，为了国家“日理万机”，特别辛苦，为了让他们“缓解身心疲劳”，陪他们跳跳交际舞，“放松放松，散散心”。左交代右交代的，我们团领导还叮嘱我们：“不能离首长太远，要保护首长，不要让医院护士离首长太近”。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很单纯。
跳交际舞按理也是很讲究的，一般要和舞伴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我和“首长”跳舞都很难受，他们一般肚子都很大，顶着你，很不舒服的，碰到这种情况，我都要使劲往外推一下。有时为了拉开点距离，我们这些女孩不得不往后撅屁股，臀部撅得高高的，姿势都难看得没样了，确实有些“首长”，会使劲往你身上贴，不太讲道德的。
我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朱德等都跳过舞。毛泽东个子大，特别高，跳舞时他不会俯就舞伴，我身子矮小，简直像被提溜着一样，必须使劲踮着脚，我才能够上他，非常累，而且紧张啊，就怕自己踩了领袖的脚或者自己被绊倒，如果跳舞犯了错误，那可能就是政治错误，你敢踩主席或者总理的脚？！和他们一起跳舞我紧张得不得了。毛泽东跳一圈，就换一个舞伴，一换舞伴我就松了一口气，心里特别高兴，有些女孩可能愿意多跳几圈吧，但我不适应那种环境。
我和周恩来跳得多一些，我的性格就是那样，一般远远地靠边坐着，可他会知道哪个人没跳，就会招手叫我。他爱跳舞，跟我第一次跳舞之后，很长时间没见了，第二次跳舞时，他还能说出我叫什么名。看起来他和其他女演员都比较熟。
周恩来和一些首长们还经常到我们文工团的排演场跳舞，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礼拜他都去。我听人说，周恩来和我们团一些女孩特别近乎，他叫她们小名，他们之间可以很随意地开玩笑，有些女孩甚至可以直接接触他。有时我们团经常以开联欢会的名义，让大家都去玩，后来知道，是有大人物要来娱乐。首长们要过来跳舞，我们当然还是执行任务啊，不只是娱乐跳舞了，本来我们文工团就是给部队提供服务的嘛，当时我们是向前苏联的红旗歌舞团学习，连服装都和他们的一样。
那时还以为周恩来可能是唯一一个比较干净的了，后来知道他的很多事，就很惊讶了。还以为周恩来是正人君子呢，真没想到，他有私生子，还乱搞女人什么的，而且，他对干女儿孙维世、对刘少奇那么狠，还曾下令销毁大饥荒死亡人数数据，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啊，老百姓都被骗了，还讲什么“人民的好总理”！
这种政治活动都有组织纪律，是保密的，不能随便和别人说，对家人都不能说的。也听说有人被毛弄走的事，说他喜欢谁谁，把谁谁叫走了等等。后来他死后，团里是有人说过这样的事，但当时可没人敢议论啊，大家都非常小心，一说是政治任务，谁敢说三道四？
我还去过很多次“三座门”，就是国家军委吧，在美术馆附近，门口有门卫，安保非常严密的。红墙里一个古香古色的建筑，里面办公，也有首长们娱乐的地方，一般都是国家开了什么大会，会议一结束就叫我们过去陪舞。
每次我们在中南海或其它地方陪舞，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吃到高级点心，伴奏的乐员们还有烟抽，圆铁桶装的中华烟，那种烟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夜餐自然很好了，有肉有蛋，那年代，肉和鸡蛋在外面凭票供应。
一般老百姓生活那时很苦啦，在军队文工团待遇还好些，对我们有补贴甚至特供，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连单位食堂也没啥吃的了，不要说荤菜，就连菜叶子都见不到。能吃到病号饭已经很好了，病号饭就是面条，里面有几片菜叶子就相当不错了。那时候，如果不是我经常往老家寄粮票，我老家那边也得饿死人啊。
那应该是六零年前后吧，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整个性格都变了”
我曾学过一些马列理论，发现共产党的起家，明确就是暴力革命，当时有些惊讶，但你也只有去接受，大形势下，你必须改造自己去符合它，不能怀疑。渐渐也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了，好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从小到大的历史课都歪曲历史，讲什么历代皇帝暴力篡权、农民起义什么的，文艺作品里宣传的也是阶级斗争，给你灌输暴力思想，渐渐自己也就默认了这个暴力，一个事情要做成没有暴力不行，人就是要互相争权夺利，历史上就这样，适者生存嘛。
我是没本事，我有本事我也去争啊，要不什么都没有，那江青再不好，也还是有本事，一般人能有这样的本事吗？我发现自己是认可这个的，虽然原来接受不了暴力，但后来被灌输多了，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的，中国必须专政，要不这么多人早就乱了，现在好多人也都是这样的观念，都是被中共党文化洗脑洗的。
到了文革，打砸抢、武斗都是进步的褒义词了，造反有理，女孩子都在衣服外面扎上皮带，叉着腰唱歌，连编成的歌词都是骂人的话，想想挺吓人的。
我一直舍不得剪头发，文革前我的辩子都长到腰以下了，后来领导开大会通知，必须剪头发，如果不剪后果自负，哪里还敢留头发啊？自己不剪红卫兵也会给我剃了啊，我只得含泪剪了长发，梳了男士的分头，那时我二十五岁吧。要求整天穿军装，除了军装，就是黑色、蓝色、白色的衣服，穿了鲜艳的衣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了，开会要挨批，要检讨的。
后来我的性格都变了，以前家里家外我都是那种很传统的女人，现在这些都不对了，要强势，妇女能顶半边天嘛。以前很含蓄的，笑不露齿，根本不会哈哈笑，看人家大声说话我心里都发抖，大家都说我太柔弱，不行。我丈夫也说，你看谁谁谁，人家一出来就像男孩子那样，你看你！后来我也有意识努力朝那方面学，老演白毛女、李铁梅这些节目，表演上也是渗透那种东西，动作强硬夸张，情绪激昂，说话大声，笑起来也大声，也敢跟人嚷嚷了；帮派斗争的时候，竟然也像他们那样，一步就跳到桌子上大声说话，虽然没有直接骂人，但心里有那种东西，只是没表现出来。
变化最大的是有了私心，传统妇女在家里都是任劳任怨的，但我就觉得自己亏，怨气十足，在家里付出也没得到回报，凭什么？妇女解放，男女一样嘛，到哪儿我都特别好强，干什么事都想走在前头，本来体力不好，也总是我行，我要比别人强。
“‘六四’时我打了儿子”
一场场运动，中共的一个个高官，从前被称为“功臣”的都惨死了，确实不理解啊，为什么一有事就是一小撮干的？但即使有疑惑，我也一向是相信政府的，一直到八九年的“六四”，我当时都相信它宣称的：中共没有发一枪一弹。
“六四”时我家住在府右街附近，有一天就很清晰地听到了“当当当，当当”的声音，开枪了！怎么回事？大家都出来看，我儿子那天竟然在楼道里喊起来了：共产党杀人了！共产党杀人了！当时我就说：我就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不会杀人的！他还是喊：共产党就是杀人啦！我上去就打了他一个耳光：共产党根本不会杀人的！那时我认为自己没错嘛，打完他我也哭了，从小到大我都没打过儿子的脸，以前顶多打打屁股，而且当时他都是大学生了。后来我知道，虽然我一直严禁那期间他去天安门，他还是去了，而且亲眼看到了，他不是那种爱喊口号的人。
电视上说一个人也没死，我们一个邻居说不是那么回事，他老婆在人民大会堂工作，那边有房子，“六四”夜里他们起来趴在窗户上看到了，“连夜刷地，但第二天早上看，地上还有血”。他亲眼看到了，才敢说这话，他也不是胡说八道的人，我真是冤枉儿子啦。
后来我还知道，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大姑姐，就因为“六四”给关了很多年。她在北京城里，碰到一个人抱个死孩子，那孩子是被士兵扫射打死的，她是个热心人，心里愤懑啊，就满城跑让路人看那死孩子，结果给抓起来判刑了，现行“反革命”！“六四”之后很多年，都一直关着她。
我们家一个亲戚是北京某工厂工人，“六四”时被安排在中山公园里做后备，都手拿着棍子等命令，说命令一下，叫他们“见人就可以打”。
后来我去了驻扎在丰台山里的一个军队，好像是63军吧，他们排演节目，让我帮忙辅导。聊天中，我知道他们是山西过来的戒严部队，参加过“六四”。小战士们和我说，当时确实开枪了，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上面教育，说北京城里有“暴乱”。开始进城时，他们子弹和枪都是分开的，子弹在另一个地方，后来命令开枪，就想办法去拿了子弹，还以为开枪打的是“暴徒”呢，小战士们自己也觉得被骗了……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看有关“六四”的录像。
有一本书叫《九评共产党》，里面说的好多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说得我心服口服，我理解中共为什么把它列为禁书了，不让老百姓看，因为它讲的都是中共的事实！剥开了它的本质。看了这书人就会清醒：中国人被中共骗了一辈子，还不自知！
我曾经死心塌地相信中共，为它唱了一辈子的《白毛女》去骗人，为它的政权服务，替它粉饰太平，上当受骗到这种程度，自己以前真是活得太不明不白了！想想真是很可悲。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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