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当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一生三次挨整，吃苦最多，命却最大，今年已经100岁了。
李锐，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平江，毕业于武汉大学。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是中国国内主要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代表人物，但是，他的意见最终被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否决。
李锐第一次挨整，是在延安整风时期。
1943年4月到1944年6月，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关押一年零两个月。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重庆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蒋介石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日本人。中共的大本营延安则从来没有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这使得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机会整肃内部反对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于是，他发动了延安整风。
毛泽东在逮捕批评延安官员特殊化的北京大学才子王实味之后，立即把整风的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他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据披露，中共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当作“特务”“抢救”！
李锐此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青年和宣传工作。他被捕的原因是，有两三个人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然后编造说，李锐是他们的上级。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主要打手是1937年从苏联回国的康生。康生经历过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对于整人非常在行。康生曾信口胡说，李锐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李锐与中共有杀父之仇！事实是，李锐的父亲死于1922年，那时还没有红军！李锐回忆说：“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当时逼供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至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的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
李锐第二次挨整，是在庐山会议上和之后。
1958年年1月，毛泽东点名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当他的兼职秘书。
1959年年4月，中共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李锐回忆说，毛泽东在讲“第十五个问题即要解放思想时，又点我的名说：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以为总不知道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
“接着讲第十六个问题即党内批评时，毛又借海瑞敢于冒死上谏的历史故事作了发挥。毛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在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
当晚,李锐见到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两人都感到突然和费解，毛泽东这样讲到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廷谏之风都赶不上。田家英向李锐谈了毛泽东的大秘书、老秘书胡乔木的看法，胡乔木认为，毛引出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1959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想纠正1958年“大跃进”中“左”的错误。7月14日，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大跃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斗胆讲了几句真话，却引起毛泽东雷霆大怒。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全体代表讨论。分组讨论中，时任中共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都同意彭德怀的看法。时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更是明确赞成彭德怀的意见。
3个月之前还大力鼓励中共党员学海瑞敢讲真话的毛泽东，马上翻脸不认人。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进行批判处理，把前四个人打成“反党集团”，李锐因为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被打成“追随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全都被罢了官，随后，在全国打了380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1959年到1962年，全国饿死老百姓3860多万人！
李锐回到北京，在水电部继续挨批判，为时半年之久。水电部打出了一个“李锐反党集团”。然后，从全国水电系统调了许多人来深入批斗，“李锐反党集团”影响到200多人。这种批斗使他对党完全绝望。当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负责人找他谈话，告诉他，已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回答说：“赞成开除，没有意见。”李锐回忆说：“当时完全绝望了，我觉得这个党已经没有希望；自己又报国无门，悲哀极了。”
李锐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1960年5月，被发配到北大荒，同右派分子一样过劳改生活，过分的饥饿和劳累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后来，多亏他的好友田家英帮忙，他才捡了一条命回到北京。这一段人间地狱般的生活长达570天。
李锐第三次挨整是在十年文革中，蒙冤坐牢8年。
1963年，李锐又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说的是下放锻炼，当文化教员，实际上是继续劳改。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以后，北京专案组派人到李锐的流放地磨子潭，要他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
李锐说：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不是这几个人，而是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红得发紫，李锐揭发了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并请来人转告周恩来，因为来人说周恩来是田家英专案组组长。过了不久，北京又来人，退回了他给周恩来的信，说不能转交。1967年11月，合肥来了军队的两辆吉普车，说是安徽省革委主任李德生找他谈话，李锐意识到，这是被捕了。
不出李锐所料，一架专机把他运到北京，直接关进了秦城监狱。他被关在单身牢房里达8年之久。牢房中，除一张矮木板床外，没有任何物件，被褥很薄，且没有枕头。
李锐好不容易攒下一些手纸当枕头，却被查房的没收了。没办法，他只好把鞋脱下来当枕头。狱中规定夜间睡觉必须面朝门上的哨兵观察孔，因此整夜不准翻身，不得仰睡。碰到看守故意刁难，还会有新的花招，比如冬天胳膊要放在被子外面之类。
最可恶的是，狱方纵容看守对犯人进行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李锐经历过的就有：经常无缘无故被罚站半天；动辄训斥辱骂，乃至被叫到小窗口往脸上吐唾沫；或者命令把手臂伸出窗口锤打。有一天早晨，李锐把手伸出窗口取稀饭，看守故意把滚烫的稀饭倒在他的手上，以致烫伤。
关了不到一年，通过墙上那个长条窄窗户，李锐看见外面有起重机在施工，他就知道还在盖房子，于是开始作长期打算。为了活下来，他每天就在房间里做气功，跑步，用手指在空中练习书法。1975年5月，58岁的李锐总算活着走出了监狱。
李锐后来组织编中共组织史资料时查清：文革期间，秦城监狱共关了502人，司局级以上官员有一半左右，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伤致残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
李锐晚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毛泽东。中国大陆著名作家铁流先后三次登门拜访。李锐说毛泽东这个人太坏，是个双料流氓——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接着补充一句，这个定义不是他下的，是毛泽东第一任妻子杨开慧留下的亲笔证词。
1982年，在维修毛泽东第一任妻子杨开慧家的老宅时，意外的在砖墙缝里发现了杨开慧写给毛的7封情书。1990年再次修缮时，又从她卧室外的檐头发现一封信。这些文字都是她在和毛泽东分开之后的日子里写的，再用蜡纸包好，分藏在老屋里，其中就谈到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铁流还回忆道：“李锐老人谈到这里，话锋一转说：他最近写了三首评毛的打油诗。我求一读，他当即念给我听：
第一首：生活流氓政治氓，贤妻早识太心伤；莫予毒也杀成性，培养奴才大黑帮。
第二首：萧三一语三字夸，道破其人品太差；其乐无穷拚命斗，家亡国破竟由他。
第三首：运动频频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殃民祸国何时了？文革呜呼晓色开。”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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