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舆论上“长征”一致是个高大上的话题，但是其中的西路军，却讳莫如深，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西路军问题才开始打破禁区。
我们都很熟悉黄河的形状，是个“几”字形，红军“长征”是从这个几字形的底下过来的，面临的情形就是，往西、往东都需要渡黄河。
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占红军五分之二强的一支部队，有21800余人，西渡黄河，企图打开与苏联的通道。在中国西北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在150余天时间里，中共的这支部队在河西走廊遭到马家军的沉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00来人最后逃到了新疆。马家军是姓马的地方实力派，归属国民政府，控制中国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代表人物有马步芳、马鸿逵等人。中共的这支部队就是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西路军。
毛泽东给西路军下了个结论，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毛谴责张国焘“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这一结论还被收录进了《毛选》第一卷，也就成了若干年来的主调。有了老毛的定论，就算了解其中原委的当事人，比如西路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自然也不敢吱声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奉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朱玉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才提出了有关西路军的问题并上报领导。不过有关领导也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这样，西路军问题就成为了禁区。但是越宣称不讨论，人们的兴趣和议论越多。
后来报告送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转给了李先念。李先念也算是西路军的当事人，他是西路军下面第30军的政委。作为一个具体执行者，他对上级的命令到底是来自张国焘还是毛泽东、党中央，也是一头雾水。多年来他也一直认为是张国焘呢，哪里敢出来翻案。这回看到朱玉的重大发现，李先念来劲了，急急忙忙也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那时候的电文，才知道西路军不是张国焘指挥的，而是毛泽东亲自操纵的。这样，西路军的禁区算是打破了。
不过，西路军的历史真相也揭露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那就是中共一直宣传长征是所谓“北上抗日”的谎言。老毛一直把向西逃窜的西路军说成是张国焘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逃跑主义。这一下真相大白，原来是老毛自己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想要向西逃跑打通苏联。
下面我们来讲讲西路军的具体情况。
中共自“长征”开始，就一直在琢磨要向西北挺进，打通与苏联的通道。等到了陕北落脚，蒋介石就调动兵力，着手西北剿匪。这时候，红军如果分兵西进，剩下的中央红军就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不过机会来了。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蒋，爆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蒋介石无暇顾及西北，中共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决定提前发动西渡黄河，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共产国际指示从宁夏与外蒙古接壤的地方突破，后来又改为要在新疆方向。
然而，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干脆利落，不费一枪一弹，8月底，“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又挥师西北，继续剿匪大计。
这使得正准备渡黄河的红军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国军已经围堵上来，结果只有红四方面军的9军、30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总共2万1千8百人向西仓皇渡过了黄河。红军渡河后，蒋介石马上任命青海的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组织起12万余人剿匪。从这一刻开始，西路军就开始了他们蒙在鼓里的孤独而凄惨的旅程。说他们蒙在鼓里，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毛的真实意图，而又被毛指挥来指挥去，直到几乎全军覆灭。
当时，在河东的红军日子也不好过，抵挡不了国军的剿匪攻势。在此情势下，1936年11月8日，中共秘密制定了一份《作战新计划》，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其实也就是放弃陕甘，准备东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来一次新长征。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作战新计划》里将已经西渡黄河的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这时候，远水解不了近渴，中共顾不得打通苏联的通道了，西路军的任务也就发生了变化，需要配合河东的红军求生存。虽然徐向前坚持能够独立打到新疆，但是，中央不让他继续向西走。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求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徐向前也满怀疑惑。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以便调动蒋介石的兵力向西聚集，好让河东的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作战略转移。
局势真是瞬息万变。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缓解了国军对中共的压力，红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时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苏联”的任务，要求西路军准备继续西进。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反叛南京国民政府。
计划赶不上变化。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没想到，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收到了暂勿西进的命令。
徐向前后来这样对传记工作组人员回忆:“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徐向前当时不知道的是，此时局面又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就西安事变之后的事态发展进行谈判，所以中央希望西路军原地待命以观局势发展。
于是，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马家军受命剿匪，也没有闲着，而且那里本来就是马家军的地盘。甘肃有马安良、马廷贤，青海有马步青、马步芳、马仲英，宁夏有马鸿逵、马鸿宾等人。马家军以回民为主，本来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但是面对共匪，可谓同仇敌忾，很团结。大家想想，要是红军从河西走廊打通一条到新疆直通苏联的道路，变成了又一个国中之国的中华苏维埃来，马家军如何容得这个？马家军占的是保家卫国的理，斗志可谓昂扬，与西路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其间，徐向前不断向中共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军，但被拒绝，中央来电要求他们打到最后一滴血。
本来打运动战是中共的优势，但是在马家军面前，无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比灵活，步兵不如骑兵。比火力，西路军还不如马家军。在马家军骑兵的强力冲击下，西路军的战斗队形经常被冲得七零八落，最终被分割包围，难逃被歼灭的命运。河西走廊地广人稀，合兵一处将使粮食供给发生困难，而分兵驻守却被马家军各个击破。而且，戈壁地形极不便于西路军隐蔽行军，相反对于马家军的骑兵却十分有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西路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当时天气转寒，这对于以南方人为主的西路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没有占到，导致西路军遭到了灭顶之灾。
陈昌浩最后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剩下的人就只好听天由命，各找活路，死的死，跑的跑，最后只有李先念、程世才的30军有400多人，逃到了新疆。当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跟苏联暗通款曲，派人过来与李先念的人马接上了头，这些人才算捡回了一条命。
徐向前碾转回到了延安，陈昌浩回了湖北老家。陈昌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服毒自杀。西路军惨遭失败，倒是给了老毛一个斗争的利器，因为西路军的主力是第四方面军，是原张国焘的队伍，老毛利用西路军轻松打倒了政治对手张国焘。
红军长征，长期以来被共产党打上“北上抗日”的旗号，其实，是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在中国政府军“剿匪”的强大攻势下，战略上不得不做出的一场大溃逃，从江西一直往西跑，可是一直无法立脚，这时候才想要与苏联打通，利用苏联来抗衡国军。往北去外蒙古，往西北去新疆都是这个目的。西路军的来龙去脉，是一个暴露中共真假“抗日”的好素材。要不是当年的李先念后来官至国家主席，这一段历史要想再见天日，恐怕也是很难的。还有多少历史在被掩盖着呢？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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