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04日讯】（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
同时，本书也平和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分析性观点。第一点是，共产党政权不只是实施犯罪行为（所有政府偶尔也会这样做）；它们本质上是犯罪企业（criminal enterprises）：原则上，可以说，它们都依靠暴力统治，无法无天，且罔顾人命。因此，韦尔特关于苏联的章节以“反人民的政权”为题，带领我们有条不紊地穿越从1917年10月革命至1953年斯大林之死连续出现的恐怖怪圈。经过比较，他指出，1825年至1917年，在沙皇统治下，执行了6,321例政治死刑（其中多数发生于1905年至1907年革命期间），而在1918年秋季两个月的官方“红色恐怖”（Red Terror）中，布尔什维克执行的死刑就达到约15,000例。如此持续了三分之一世纪；例如，在1932年至1933年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饥荒期间，有600万人死亡，在大清洗（Great Purge）期间，有72万人被处决，1934年至1941年间，700万人进入古拉格集中营（那里有大量人死亡），在斯大林死亡时，那里仍关押着275万人。诚然，这些人员总数代表着不同形式的国家暴力，并非所有形式都会立即致人于死；但作为政府的常规手段，所有形式的国家暴力都意味着恐怖。
在马格林所写的〈中国：进入黑夜的漫长征程〉一节中，那些不太为人熟悉的数字则更令人震惊：最低限度就有一千万人“直接受害”；经历过中国“隐藏的古拉格”即劳改的人中，很可能有两千万人死亡；超过两千万人死于1959年至1961年大跃进所导致的“政治性饥荒”（political famine），这是史上最大的饥荒。最终，在波尔布特模仿毛泽东大跃进期间，约有七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死亡，这是共产国家中最高的人口比例。
本书提出的第二点是，有虚构的说法称共产主义是后来“拐错弯”（wrong turn）才迷失了方向，其实共产主义起家就从未仁慈过。列宁从一开始就期望，确实也是想要，凭借内战粉碎所有的“阶级敌人”；这场战争主要是针对农民，一直持续到1953年，期间只有一些短暂的停顿。原来，关于“列宁好/斯大林坏”的无稽之谈，也不过如此。 [如果有人怀疑仍有必要提出这一案例，在例如现行版《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Britannica）令人伤感的文章〈列宁〉中，就可能找到答案。] 还有一个观点具有“技术”性：利用饥荒来破坏农民对共产政权经济“计划”的抵制运动。自索尔仁尼琴（译者注：英文名为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年—2008年，前苏联作家，其作品道尽苏共极权统治的残酷真相）以来，这类“暴君式”手段就一直被拿来与技术先进的纳粹毒气室作对照。
更基本的一点是，红色恐怖不能解释为革命前政治文化的延续。共产党的镇压并非自上源于传统的独裁统治；也不单纯是自下源于民间的暴力行为的升级——无论是俄国的农民无政府主义，还是中国周期性的千年起义，抑或是柬埔寨加剧的民族主义。但所有这些传统都被这种新的政权所利用。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严酷的条件作用是重要因素，但共产主义行径的根源也不存在于大战的暴力之中。 相反，在每一起案例中，对民众的大规模暴力，都是为建立革命新秩序而蓄意实施的一项政策；其范围之广、灭绝人性之程度都远远超过该国过去的任何事件。
最后一点，是库托伊斯所坚持认为的，其同事们对此也有清晰的陈述，即共产主义诉诸“永久性内战”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的“科学的”信仰。马克思对此作了一个有名的比喻，称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暴力助产士”。库托伊斯补充说，类似地，纳粹暴力是基于一种科学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断言通过种族斗争可实现民族的复兴。
马格林对共产革命蔓延到东方时激进主义升级的描述显示，有效地鼓吹意识形态，将其作为共产主义大屠杀的依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这种升级始于斯大林。他把自己描述成“当今的列宁”，把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描述成又一场十月革命。后来，到1953年，也就是毛泽东上台4年后，斯大林的继任者们终止了大规模的恐怖，认为它对他们此时已超级强大的政权来说，变得代价太过昂贵。不过，对他们的中国同事们来说，此时正值世界革命在亚洲起步之际，莫斯科的温和立场等于“背叛”了它。因此，1959年至1961年，毛泽东受驱使发动了“大跃进”，这超越了莫斯科式的纯粹社会主义，妄想进入共产主义，因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和《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曾对它作出过设想。毛凭借此举超越了其苏联导师。而在1966年至1976年，他将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引向自己所在的党，继续超越斯大林1937年至1939年对自己党的大清洗。但整个这套传统最疯狂的派生物，是1975年至1979年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运动；因为这场针对城市“资产阶级”文明的暴行，恰恰表露了一个野心：要超越毛的“成就”，推动弹丸之地的柬埔寨进入世界革命的前列。
然而，这种“进步”长期处于无效率状态，最终促使毛泽东的继任者们结束了大规模恐怖，中途转向市场经济，这样轮到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动力。1979年以后，邓小平由此在世界范围内终结了1917年10月推出的变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因此，《黑皮书》从彼得格勒到中国海域追踪了共产主义的发展轨迹，无可避免地显示出，意识形态而非社会进程，刺激了这一运动疾如流星般的迅速兴起，而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失败又导致其突如其来的崩溃。
这个超越国界的观点，非常有助于回答共产主义历史提出的一大问题，即一个基于工业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教义为何只在农业为主的社会掌权成了气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这些社会对“社会主义”准备最不充分。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它本质上是关乎世界和人类最终命运的一次飞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种类似奇迹般的转变，对那些要克服最大落后差距的人来说，具有最强的诱惑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行进路线得以更深地进入政治和经济落后的东方，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过一次比一次夸张的“跃进”，共产主义在东方实现升级。只有考虑到这种同马克思主义自相矛盾的现象，我们才能创立20世纪大事件——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历史编纂学。
这把我们带回到史蒂芬‧库托伊斯在黑皮书中提出的棘手而令人头疼的问题：在道义上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同等看待，又怎么样呢？经过50年的争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铁的事实是什么，当前的政治和过去的现实对于衡量极权主义的邪恶，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只要存在左派和右派，我们总是会遇到双重标准，这一点的确将长期存在。无论多么彻底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且新的研究使其邪恶日益曝光，我们总是会遇到诸如一家西方主要报纸驻莫斯科记者那样的反应。这名记者在共产主义垮台后，仍然可以私下向俄罗斯人打招呼说：“谢谢你们尝试过（共产主义）了！”；总会有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未经观察分析就将《黑皮书》斥之为“右翼反共言论”。然而，对于更多平凡的观察者来说，这一点终于变得清晰起来：我们目前的定性判断与本世纪政治犯罪的真正清单，相去甚远。
也许正是这种荒谬性把我们带到一个转折点。如果是10年前，《黑皮书》的作者们会拒绝相信他们现在所写的。对苏联档案，以及最终对东亚档案的探查工作，将继续改变不公道的局面。而且，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值历史撰述日益转向反思性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旨在履行我们缅怀过去所有被压迫者的责任——的确，也正逢政府和教会正式为他们的历史罪恶道歉。当然，一个党派，如果还有人性的话，对那么多党徒那么长时间犯下的非人道罪行的受害者，就会给予同情。
即便如此，这种“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的努力也注定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上有太多的好心人，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绝对平等的期望；还有一些不太好的人，打着“理性”的旗号，总是会向他们推销实现这种幻想的秘方。对共产主义罪行进行任何现实的清算，必将促成他们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破灭。所有追寻历史真相的志同道合者，在共产主义为其邪恶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前，应当准备好走一段很长的路。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