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生命无法抗拒死亡，但记忆却在与虚无的抗争中日益深沉。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记忆之伤》（Les abus de la memoire）
有文曰：“历史学就是描述人类灾祸的科学。”我们这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世纪（译者注：指20世纪）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前几个世纪里，鲜有民众和国家免遭大规模暴行的蹂躏。欧洲主要列强都曾参与非洲奴隶贸易。法兰西共和国曾进行殖民活动，尽管有过一些善举，但殖民仍因一系列丑闻而声名败坏，这些丑闻一直延续到最近。美国依然深受暴力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深深植根于两大历史悲剧——对非洲黑人的奴役和对美洲土着的灭绝。
事实上，就嗜血程度而言，我们这个世纪与过往世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快速回顾一下过去，就可得出一个确凿不移的结论：这是一个充满人类大劫难的世纪，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更不必说更多地区性惨剧了，诸如亚美尼亚、比亚法拉（译者注：尼日利亚东南部一个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国家，于1967年成立，至1970年灭亡）、卢旺达等地发生的惨剧。奥斯曼帝国无疑卷入了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德国则参与了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灭绝行动。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统治下，屠杀了埃塞俄比亚人。捷克人不愿承认，他们1945年和1946年对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所为，绝非可效仿的典范。就连瑞士近来也卷入了一场丑闻，因其参与管理纳粹从被灭绝的犹太人那里盗取的黄金，只是该国的行为与种族灭绝不可相提并论。
共产主义在这个充满悲剧的历史背景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它占据着最具暴力性和最显着的位置之一。共产主义是“短暂20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最典型的特征，这段时期自1914年于萨拉热窝开始，至1991年于莫斯科落幕。共产主义就处于这段历史的中心舞台。它的出现早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比二者历时更久，且在四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共产主义”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区分共产主义的学说与其实践。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共产主义已经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千年。柏拉图不就在其《理想国》（Republic）里介绍了理想城市的概念，其中的人们不会被金钱和权力所腐蚀，而智慧、理性和正义会占上风吗？再来看看学者、政治家、1530年时任英国大臣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他是《乌托邦》一书的作者，书中也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后来，他被亨利八世下令用斧头处死。作为评估社会的一种方法，乌托邦哲学可能有其一席之地。它从世界民主国家的生命之源——思想中汲取养分。但我们所关注的共产主义并不存在于思想之超验领域（transcendent sphere）。这个共产主义完全是真实存在的；它存在于历史的关键时刻和特定的国家，被其知名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约瑟夫．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以及法国的莫里斯．托雷斯（Maurice Thorez）、雅各．杜克洛（Jacques Duclos）和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赋予生命力。
且不论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在1917年以前的现实共产主义（real communism）实践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正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共产主义，实施了大规模镇压，最终导致国家支持的恐怖统治。但是，其意识形态本身是否无可指摘呢？总会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断言，现实共产主义与理论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诚然，声称在耶稣基督诞生前、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19世纪阐述的学说，需要为20世纪发生的事负责，将是荒谬的。但正如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所写的：“革命就像树木一样，要靠所结果实来识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历史上以“布尔什维克”这个名字更为人所知）1917年11月决定自称为“共产党人”，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有理由，在克里姆林宫为那些他们视为前辈的人——托马斯．莫尔爵士和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树立纪念碑。
共产政权的所为，已超越个人犯罪和为特定目的的小规模杀戮。为了巩固其对权力的掌控，它们将大规模犯罪变成一项完善的政府制度。经过各个长短不一的时期，从东欧的几年到苏联和中国的几十年，恐怖逐渐消退；这些政权形成了一套惯例：每天实施镇压性措施、审查所有通讯方式、控制边境和驱逐异议人士。然而，对恐怖的记忆，继续使人们相信镇压的威胁依然存在，这种威胁因此继续发挥效应。目前在西方颇有市场的共产政权，无一例外——“伟大舵手”的中国不例外，金日成的朝鲜不例外，甚至“胡好老叔”的越南，以及以个性张扬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强硬派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为辅领导下的古巴也不例外。我们也不能忘记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统治下的安哥拉，或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统治下的阿富汗。
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从历史还是道义的角度，共产主义的罪行都未得到公平和公正的评价。通过聚焦在其统治中心及全球最遥远地区的罪行之规模，来研究共产主义，已有率先尝试的案例，本书即为其中之一。有人会说，这些罪行中大多数是按照法律体系所采取的行动，该体系由共产政权的官方机构来执行，而这些机构已被国际认可，其国家元首继续受到热烈欢迎。但纳粹主义当时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将曝光的罪行，不是用共产政权的标准来判定，而是用人类自然法则的不成文规则来判定。
诚然，作为政权和政党，共产党的历史、政策，及其与本国社会及国际社会的关系，不完全是犯罪行为的同义语，更不用说是恐怖和镇压的同义语了。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和那些“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在毛泽东死后的中国，恐怖变得不那么显着了，社会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旧常态及“和平共处”，哪怕是为了“寻求以其它手段进行阶级斗争”。这已成为国际现实。然而，很多档案和证人结论性地证明，恐怖始终是现代共产主义的基本成分之一。让我们彻底摒弃这样的想法：行刑队处决人质、屠杀起义工人以及强行饿死农民，都只是某个特定国家或时代所特有的短期“意外事件”。我们的研究方法将涵盖所有的地理区域，并聚焦在罪行上，将其作为共产主义制度自始至终的典型特征。（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