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16日讯】继大陆新版中学历史课本,被曝光篡改历史后,15日,再有媒体曝光,有疑似大陆博物馆的解说,把50至70年代中国民众“大逃港”的历史,定性为“赴港就业风潮”,意欲篡改历史。

1月15日,香港经济日报报导说,“LifeTime视界”流传出的照片显示,一块展板阐述广东“大逃港”历史,但文字解说中,没有用“逃港”字眼、也没有说明饥荒引发大陆民众外逃的状况,只称当年香港工业发展迅速,大陆青年4次秘密赴港就业

报导说,展板疑似来自广东地区的博物馆或展览,但不知具体地点。“LifeTime视界”点评说,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改成“艰难的探索”,广东也把上个世纪“大逃港”的定性改成“赴港就业风潮”。

“大逃港”发生于1949年中共建政后,广东省开始封锁河口,禁止省港两地民众自由往来,逃港事件遂起。

据1979年汇编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7万人。若将小规模的出逃计算在内,1950年代至1980年代,逃港者达百万。

此次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1953年,广东成立生产合作社,逃港剧增。大饥荒的62年,仅深圳一地,就有十多万人“八仙过海”,用脚投票,成功偷渡者六万余。

每天傍晚,逃亡者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奔向边境线,伺机出境,“五月大逃港”时,一天竟聚集有两万人,港英军警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全天不间断边境巡逻,每50英尺设一哨位,仍无法阻止潮水般的涌入。

深圳流传有民谣曰:“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但向往自由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每日都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海风为之腥臊不堪。

1972年后,大量觉醒且绝望的知青,成了逃港大军中的主力。那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位深圳宝安的逃港者叹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文革期间,匍匐啃草,浆糊倾头,受尽侮辱,遂决意外逃。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一家四口化装成农民,以5万港币的代价,成功逃港,转而赴美。

此后,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被审查,二哥,岳母、侄女及厨师被迫害致死,马思聪本人则遭“反革命叛国罪”通缉。中国改革开放后,有人不厌其烦邀请马思聪回来看看,他均置之不理。

不过,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出逃者众多,但成功者极少,中共政府将逃港者视为叛国投敌,边防军可随时射击。期间遭人民子弟兵射杀者,不计其数,但人们仍前仆后继,无所畏惧,逃港者枪击死,不逃港者饿死,反正都是死,不如铤而走险。

即使逃港成功,迫于大陆方面的压力,也可能被遣返。遣返归来者,则被严加管制。

1962年时,十余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赴边界,掩护大约一半的逃港者逃入了市区。

据网文《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记载:当遣返逃港者的汽车缓缓驶向大陆,惊人而又温暖的一幕发生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冲出来,躺在车前,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名逃港者再次逃脱,重获自由。

后来细心人统计,香港前百位富豪中,40多位为逃港者,金利来主席曾宪梓、台传媒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均为逃港者。

冒着生命危险,为的只是一个自由。

(记者李芸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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