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和普通娼妓一样，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诱骗加入宣传战的行列。1928年，马克西姆．高尔基（Maksim Gorky）应邀到索洛维茨基群岛（Solovetski Islands）“旅游”。这是一座实验性集中营，可能会“蜕变”（借用索尔仁尼琴的话）成古拉格系统的一部分。回来后，高尔基写了一本书，为索洛维茨基集中营和苏联政府歌功颂德。1916年龚古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得主、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曾毫不犹豫地为了钱而吹捧斯大林政权。他于1928年出版的《格鲁吉亚奇观》（Marvelous Georgia）一书，毫不提及1921年斯大林及其帮凶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Sergo Ordzhonikidze）在格鲁吉亚实施的大屠杀，也忽略了以擅长权谋和因施虐癖而出名的NKVD（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头子拉弗伦地．贝利亚（Lavrenti Beria）。1935年，巴比塞出版了斯大林首部官方传记。最近，玛丽亚．安东涅塔．马乔基（Maria Antonietta Macciochi）煽情地吹捧毛泽东，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随声附和，只是没那么过分；而达妮埃尔．密特朗（Danielle Mitterrand）也跟着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称功颂德。贪婪、没骨气、爱虚荣、迷恋权力、暴虐、革命狂热——无论是何动机，极权主义独裁在用得着时总是不乏冥顽不化的支持者。这一点对共产独裁和其它形式的独裁都一样适用。
面对共产党猛烈的宣传攻势，西方长期苦于异乎寻常的自我欺骗。对此推波助澜的因素有：面对一个特别狡诈的体制时，西方显得相当幼稚，对苏联势力的惧怕以及政客们的玩世不恭。雅尔塔会议上就有自我欺骗现象。当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把东欧拱手交给斯大林，来换取后者尽快举行自由选举的庄严承诺。1944年12月，现实主义的态度与顺从的策略在莫斯科与命运交会。当时，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把倒楣的波兰抛给了这个魔鬼，来换取对社会与政治和平的保证。莫理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译者注：1900年—1964年，法国政治家，1930年至1964年担任法国共产党领导人，1946年至1947年担任法国副总理）返回巴黎时，适时地确认了这一点。
这种自我欺骗是安慰的源泉，由西方共产党人（和许多左派）中一种普遍的看法赋予了准合法性。这种看法认为，尽管这些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但作为社会和政治冲突渊薮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无疑仍很遥远。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概括了这种亲共产主义的时尚。她说：“革命工人有一个给他们撑腰的政府，就感激不尽；这个政府给他们的行动赋予了只有政府才能赋予的官方性、合法性和现实性，同时因在地理位置上足够遥远而不会显得具压迫性。”共产主义声称自己是启蒙运动、社会与人类解放、“真正平等”梦想的使者，以及如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所设想的“全民幸福”之使者。这些理应成为共产主义所展示的面目。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这个“启蒙”的形象，帮助共产主义几乎完全掩盖了其邪恶本质。
无论这种对共产主义罪行规模的无知是否是有意为之，对它进行研究时，都绝不能忘记我们同时代人对其人类同胞的漠不关心。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是铁石心肠。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表现出从未表现出的、极深厚的手足情、友情、亲情甚至爱情。然而，正如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指出的：“回忆我们自己的困顿，使我们无法感知他人的痛苦。”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或亚洲国家无一不忍受着自舐伤口的无尽悲痛和忧伤。在面对被占领期黑暗岁月的历史时，法国所表现出的踌躇不定，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被占领期的历史——确切地说无历史——持续给法国人的良心蒙上阴影。我们发现，德国“纳粹”时期、意大利“法西斯”时期、西班牙“佛朗哥”时代、希腊内战时期等的历史，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尽管程度减轻）。在这个铁血（blood and iron）世纪里，每个人都沉浸于自己的不幸中，无暇多为他人的不幸操心。
共产主义的罪恶一面被掩盖，还有三个更具体的原因。第一个是，对革命整个概念本身的迷恋。在当今世界，对19和20世纪所梦想的“革命”理念之狂热，还远未结束。革命的标志——红旗、《国际歌》、举起的拳头——伴随着每次社会运动再度出现，且规模庞大。切．格瓦拉（Che Guevara）重新受到推崇。公开革命的团体积极活动，享受着表达观点的一切法定权利；连对其前辈所犯罪行最温和的批评，他们都会谩骂一通；他们只是急不可耐地要大谈关于列宁、托洛茨基或毛泽东之“功绩”的“永恒真理”，且说个没完没了。这种革命狂热并非只为革命分子所接受，本书的很多撰稿人自己都曾相信过共产主义宣传。
第二个原因是，苏联分享了对纳粹主义的胜利，这使共产党人得以拿狂热的爱国主义做面具，来掩盖他们攫取权力的最新计划。自1941年6月起，所有被占领国的共产党人都开始积极地、频繁武装起来抵抗纳粹或意大利占领军。和每个地方的抵抗运动战士一样，这些共产党人也为其努力付出了代价，数千人被行刑队处决、被屠杀或放逐。他们“扮演殉道者的角色”，是为了使共产主义事业神圣化，并使所有批评消声。此外，在抵抗运动期间，很多非共产党人士与其共产党同伴成了战友，打造了团结的凝聚力，且并肩流血。因为有这样的过去，这些非共产党人士可能就乐意对某些事情视而不见。在法国，戴高乐主义的立场就经常受到这种共同记忆的影响。戴高乐将军曾试图鼓动苏联对抗美国。他本人所奉行的政治也曾受其影响。
共产党人参战并分享对纳粹主义的胜利，将反法西斯主义的整个概念制度化，成为左派的一种信条。共产党人当然地把自己描绘成这种反法西斯主义的最佳代表和捍卫者。对共产主义而言，反法西斯主义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标签，可用来使反对者迅速消声。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就该主题写了一些极好的文章。战败的纳粹主义被同盟国贴上“终极邪恶”（Supreme Evil）的标签，共产主义就自然而然地最终站到正义一边。在纽伦堡审判期间，这一点体现得一清二楚，检察官中就有苏联法律专家。这样，人们对一些令人为难的反民主事件就避而不谈了，例如1939年德苏条约和卡廷大屠杀。对纳粹的胜利，曾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展现。在被英国人和美国人解放的欧洲地区，即便未遭受被占领的痛苦，这种胜利也被拿来作宣传，以激起对苏联红军的强烈感激之情和对苏联各民族所作牺牲的负疚感。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利用了欧洲人的感情，来散布共产主义讯息。
况且，东欧是如何被红军“解放”的，在西方仍普遍不为人知。对西方史学家来说，“解放”意味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概念：一种是指促成了民主的回归；另一种则是指为独裁统治的到来铺路。在中欧和东欧，苏维埃制度取代了“千年帝国”。（Thousand Year Reich，译者注：希特勒曾夸口，他的“第三帝国”将延续千年，在德意志历史上成为“千年帝国”。）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译者注：波兰小说家和剧作家）巧妙地刻画了这些民族所面临的悲剧：“战争结束并未给波兰人带来解放。在中欧的战场上，它仅仅意味着，一种形式的邪恶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邪恶，希特勒的党羽让位于斯大林的党羽。尽管拍马奉迎者为‘把波兰人民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而欢呼雀跃，但无非是同一支点燃的香烟在波兰传来传去，继续灼烧着人们的皮肤。”欧洲两种民间记忆之间的断裂线就在这里。不过，一些出版物已经撩起窗帘显示，苏联是如何从纳粹主义手里“解放”了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
共产主义受仁慈对待的最后一个原因更加微妙，有点难以解释。1945年以后，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成了现代野蛮（modern barbarism）的代名词、20世纪大规模恐怖的缩影。共产党人起初就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独特性质提出质疑，但后来很快领会到，让犹太人大屠杀被世人永远铭记，作为更系统地重燃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方式，对他们有利。“肚子又被喂饱的肮脏野兽”[借用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名句]之幽灵，时刻不断地受到召唤。最近，单一地聚焦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企图将犹太人大屠杀描述成独一无二的暴行，这阻止了对共产主义世界类似规模其它事件的评估。毕竟，帮助摧毁种族灭绝机器的胜利者，可能本身已将完全相同的方法付诸实施，这几乎看似不可信。当面对这个悖论时，人们通常更喜欢逃避现实。#（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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