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庭审，在法治国家是最为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并无真正法治的共产党国家，对于共产党认定的“敌人”或“反党者”的公开审判却明显有著作秀的味道，是以这类审判常被称为“作秀公审”，亦被称为“摆样子公审”。
维基百科称，在此种类型的审判中，有明显迹象可以表明司法当局已经提前定了被告人的罪。此种审判唯一的目的就是展示对被告人的指控并向当众宣读判决以对公众做出警告。摆样子公审比起维护正义更倾向于具有报复性。据悉，该词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统治时期。
苏联的作秀公审之“工业党案”
苏联最早出现的“作秀公审”是在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被告是一群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列昂尼德·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津等8人，被指控成立“工业党”，并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与英国等勾结，混入苏联国家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审判过程中，被告承认，如果上台，他们打算成立一个反革命政府。
审判结束后，其中5名被告都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长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徒刑。据信，他们不过是苏联计划经济失败的替罪羊。显然，苏共深知内中的冤情。是以，首名被告拉姆津在狱中被允许继续研究，在1932年获释，并在1943年获奖，以证明苏维埃国家具有拉拢其最不可调和敌人的能力。其他一些被告也陆续被赦免。
苏联大清洗时期的三次“作秀公审”
苏联最臭名昭著的“作秀公审”是大清洗时期的三次莫斯科审判。“大清洗”是苏联三十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
据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在《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文介绍，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时代的政治局成员“老布尔什维克”只剩下斯大林，米哈伊尔‧加里甯和莫洛托夫三人。
至于军队中，被清洗的包括苏联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此外，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大清洗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神职人员、技术专业人员和少数族裔。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但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得出的资料要大得多，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还认为，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三次莫斯科公审就是斯大林在此期间主导的消灭政治对手和所谓异己的“作秀公审”。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时就提到，这些“作秀公审”的判决都是提前确定，并通过拷打、威胁被告人家属等方式强迫被告人认罪以便正当化。大多数被告人是以苏俄刑法第58条被指控与西方国家勾结准备暗示斯大林及其他苏共领导人，从而肢解苏联，复辟资本主义。
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发生在1936年8月，受审者是16名苏共政治人物。1934年12月，苏联政治新星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据说其知人善任、作风民主与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共党内受到欢迎，而在其遇刺前，列宁的一些旧部商讨要用其替换斯大林。遇刺案发生后，斯大林对此案高度重视，亲自前往列宁格勒参与调查和审讯，
此案最终没有结论，但斯大林却断言是苏共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的，遂开始了其的“大清洗”计划。斯大林首先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的名义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通过逼供迫使他们认罪，最后于1936年8月在莫斯科公审将他们处死。
史料显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认罪”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恐吓、威胁、欺骗下同意的，如加米涅夫若不承认自己罪行，他的儿子就将被处决。但同时他们得到了斯大林不杀的承诺。然而，当他们在法庭上听到被处死的判决后，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季诺维也夫还苦苦发出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
16人被宣判死刑后马上被处决。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后，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也先后被处决……
第二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发生在1937年1月，审判对象是包括苏共中央委员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在内的17名政治人物，他们被指控与德国、日本相勾结，阴谋颠覆苏联。所有人都主动承认了罪行。1月30日，法庭宣布最终判决，除了4人被投入古拉格进行劳动改造以外，其余13人都被判处死刑，并于2月1日被枪决。
1938年3月，最为知名的莫斯科第三次公审开始，被审判的人物包括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等21名高官和从属人员，他们被指控都属于“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团”，被指控犯有谋杀列宁、斯大林，密谋破坏国家经济（破坏矿山、拆毁铁路、杀死牲畜、在粮食和奶油中放入钉子和玻璃）和军事力量，向英、法、德、日等提供情报等罪行。公审中，除个别人外，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了指控。
有观察者推测，当时布哈林在起诉问题上已达成一定的协议：只承认那些笼统的指控，但拒绝承认任何具体罪行。有其他证据表明，布哈林达成的协议是以个人的供述来换取一定的宽恕措施，其在被关押期间，还写了三本书，一本自传体小说（《岁月》）、一本哲学著作、一本诗集，这些在斯大林私人档案中发现，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此外，在监狱中，布哈林还给斯大林写了一系列非常情绪化的信件，在信中，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并且表达了对斯大林的热爱。耐人寻味的是，在审判过程中，布哈林批评了斯大林及其政策。
最终，布哈林等18人被判处死刑，3人被分别判处25年、20年、15年监禁。布哈林在死前曾经要求服毒而死，但却在被迫观看了其他16人被枪决后，被枪决。三名未被判处死刑的人均在囚禁过程中，死于非命。
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苏联秘密警察，自称曾参与大清洗的行动，后来流亡美国，写下了《斯大林肃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一书。该书披露了大清洗的许多内幕，其中也包括莫斯科公审中如何迫使被告人在法庭上自行认罪的内幕。
匈牙利“劳伊克”与“约瑟夫主教”作秀公审
二战后期，苏联进入并占领了匈牙利，扶植亲苏人士建立了共产党政权，曾任匈共国外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拉科西·马加什当选为匈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先后任政府副总理、总理、部长会议主席等。1948年，在清除了其他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中的右翼势力后，匈共与社民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原社民党总书记阿尔帕德任党主席，拉科西为总书记，匈共的法尔卡什·米哈伊、卡达尔·亚诺什以及社民党的马罗山·捷尔吉为副总书记。匈牙利确立了一党专制，其他政党全部消失。
因为拉科西等高层唯苏联马首是瞻，因此不论是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效仿苏联，完全不考虑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其“作秀公审”自然也在效仿苏联。
根据美联社的匈牙利裔记者马顿的报道，1949年，匈牙利对其匈共领导人之一、匈牙利外交部部长劳伊克·拉斯洛进行了公审，原因是他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与苏联持有不同意见，因为被视为“铁托分子”，并成为首要清洗的对象。
劳伊克被指控的罪名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匈牙利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和特务”、“托派”，“阴谋策划暗杀共产党领袖”、“阴谋武装暴动”等。最初，饱受折磨的劳伊克始终拒绝认罪，其后，在匈共领导人对其做出的保证其和妻子、刚出生的孩子将获人身安全的承诺，同意“认罪”。当时劝说其的说辞是“斯大林和党组织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但是为了揭穿铁托的阴谋，需要他们做出牺牲”，审判结束后，他们会被送到安全的地方，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经过一番演习，装模作样的公审上演了。结果，劳伊克被处以绞刑，年仅43岁，其妻子被判5年。
“劳伊克公审”是二战后东欧第一次作秀公审，为其他东欧国家提供了范例。同年，匈牙利还对支持教会自由和反对当局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匈牙利的首席主教约瑟夫·敏真谛枢机进行了作秀公审，主教被判终身监禁。
中国作秀公审之“四人帮”
文革原本是独揽大权的毛泽东为消除党内异己刘少奇等人而自下而上发起的一场浩劫，但在毛死后，中共为了掩盖历史真相，却将林彪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组成的“四人帮”抓捕，共同指责为文革的罪魁祸首，让他们成为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1981年，中共最高法院成立的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判，并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江青、张春桥被判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王洪文被判无期，姚文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身亡，终年77岁。
对于中共的作秀审判和最高法的判决，江青拒不服从。江青曾针对公诉人的起诉书，在法庭上进行了自我辩护，并指其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江青的不服确有道理。文革是毛发动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示。正如江青在庭审中所说的那样，她不过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她迫害刘少奇夫妇如果没有毛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针对起诉书中将罪责指向“四人帮”，江青还反问邓小平等高官：“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批示？”
“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江青的质问，邓小平等是无法回答的，而让毛承担文革罪责，中共当局也是不敢的。因为如果将罪责推到毛身上，中共能否保住显然是个大问题。是以为了延续中共的寿命，中共有意推卸毛的罪责，并对反思文革加以控制，其目的就是掩盖中共的邪恶本质，使其继续为害中国。
也因此，公审“四人帮”就是彻头彻尾的作秀，目的是平息中共党内乃至全国人民的不满情绪。
中共作秀公审之薄熙来案
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掀起了反腐运动。2012年3月，密谋发动政变的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手下的副市长王立军投美而牵出内幕，被迅即拿下。2013年8月，当局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而在审判之前，当局业已与其达成了协议，所谓的公审不过是当局的又一次作秀。
因为薄熙来所做的恶事不仅仅是贪污受贿那样简单。除了中共不敢向外界透露其与周永康等阴谋政变的真相，不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起诉他外，中共还不敢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来起诉他，因为背后隐藏的乃是其夫妇二人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回避上述罪行的所谓公审，同样是作秀。
结语
随着苏东共产国家的垮台，共产党国家的“作秀公审”更多地存在于中共治下的中国。近年来很多对落马官员的公开审判不少都是作秀，其所披露的罪行也都是中共当局事先斟酌好的。其目的除了警告官员外，也是意在收买人心。只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这其中的猫腻后，中共的欺骗伎俩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弱。无疑，“作秀公审”也将随着中共走入历史的垃圾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