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县）人。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科状元及第，年仅l8岁。因反对秦桧议和，被贬出京城，在两广一带辗转任职十七年。
他在静江府（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当通判时，有一次，静江知府吕愿忠命走卒王超进京办事，并跟他约定了归期，但是王超因故迟了三天才返回，吕愿忠大怒，命推出斩首。
当时满府上下都不敢为王超说情，唯独汪应辰挺身而出，认为王超仅仅只是误期，罪还不至于斩首。
他直接去见吕愿忠说：“王超只是误期，且非军情紧急之时，还不致死罪。如果您对他施用极刑，将来再有人误期，一定会逃亡不归了。倘若有急事要奏请皇上批示，就没有人敢去出使，这样一来危害可就大了！”
吕愿忠这才醒悟，很后悔地对汪说：“命令已下，我不好改口，明天我推说有病，不理事，此事由您全权处置吧！”
第二天，吕果然称病不露面。应辰将王超喊到跟前，先是进行抚慰，然后稍加杖责就释放了。王超感激应辰的救命之恩，暗下决心要以死相报。
当时府中有个姓周的录事参军，年轻时与秦桧同过学，一贯依仗其威势，在同僚中颇不守规矩，曾于国家忌日让妓女歌舞沽酒。汪应辰向来讨厌这个人，开始他想借这件事对周进行弹劾，后来考虑到秦桧一手遮天，便又作罢了。
但汪应辰的动静已被周察觉，衔恨在心，悄悄写了一封给秦桧的信，拟派一位典狱官送去。
王超得知此事，十分不安，心想“周录事给秦太师去信，一定跟我的恩人有关。”就径直来到典狱官家中，想探访究竟。
典狱官愁眉苦脸地告诉他：“我平生未曾出过远门，更何况是京师！再说我们这些人出差，不像州府的兵差那样，可以事先支借路费。现在我连路费都筹措不起来，一家人都为此事发愁，不知该怎么办。”王超十分同情地说：“我倒有个办法，可以为你借一万个铜钱，请你稍等一下。”
不一会王超真个弄了钱来，交给典狱官。典狱官高兴了就打酒请客，并把要送的信拿出来给王超看。喝着，喝着，典狱官不觉大醉如泥先躺下了。王超赶忙熔开信上的蜡封，偷偷打开来看，真的是诬陷汪应辰的。看罢又照原样封好，典狱官一点也不知道。
过了两天，王超又去典狱官家，对他说：“突然有令，让我到临安（即今浙江杭州市，南宋时为都城），要求马上动身。如果你实在不想走这一趟，就干脆把那封信和钱都交给我，我顺便替你送去。你只要好好躲藏在家不出门就行。”典狱官大喜，按王超的要求办了。
过了三个月，王超才归来，将秦府的回帖交给典狱官。这时，汪应辰已任满回到了玉山县老家。
次年，王超特地到汪家拜访，拿出周某的信给他看。上面写的是：汪应辰经常派人渡海，送礼物给原丞相赵鼎（1085～1147年，字元镇，因反对秦桧议和，当时流放在吉阳军，即今海南省三亚市），和原参知政事李光（1078～1159年，字泰发，因面斥秦桧“怀奸误国”，当时流放琼州，即今海南省琼山县）。
这两人都是秦桧的主要政敌，那时候秦桧正千方百计、捕风捉影地整治他们及其同情者，如果这封信送到秦桧手中，汪应辰定将大祸临头。
汪应辰当初仗义执言并无求报之心，而王超知恩图报，以一个小小的走卒，竭尽心力，终于暗中保护了自己的恩人，两者都属难能可贵。@*#
资料来源：《夷坚志》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