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北京木樨地站满了学生和市民，镇压部队开枪第一拨儿子弹是橡皮子弹，那时大家都没有跑开。后来射出真弾时不断有人流血倒下，人们才意识到政府真对人民下狠手了，群情激愤。即使这样，民众也不退缩，躲到长安街两侧的树木丛后面。那天到底牺牲了多少人没人知道。”这是一位见证六四的阿姨不久前对笔者说的。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木樨地是六四时死伤最严重的地区。镇压抗议学生的中共军队经木樨地入城。
近年来，有许多当年曾奉命进驻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军人站出来，许多镇压内幕被爆出，其中就包括少为人知但曾真实发生的军队抗命，拒绝镇压事件。 30年过去，仍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前38军军长徐勤先中将：“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纽约时报报导，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但其中一个人却拒绝了— 时任38军军长的徐勤先中将，因反对军队开枪镇压而拒绝领军入城。他说，抗议活动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中国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徐因抗命被撤去军长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及判监五年，出狱后被中共逐出北京。
回忆往事，前新华社资深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的著名历史学者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记载了徐勤先抗命的经过。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医，5月17号接到北京军区开会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调兵戒严的命令，要军长们当即表态。但徐勤先表示：“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于是要他给自己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徐勤先致电政委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 ”然后就回医院。事后他对朋友表示：“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多年后，在六四事件22周年之际，他公开露面表示“不后悔”当年的抗命行为。
就徐勤先的抗命义举，徐勤先的挚友—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曾赋诗“怀仁博学真儒将，一代豪雄硬脊梁。甘赴刑廷违上命，但求民主大兴邦”。
除了徐勤先之外，据流亡海外的历史学者、六四亲历者吴仁华说，在邓小平下达镇压命令后，事实上还有很多军长皆不愿执行，其中包括北京军区第28军的军长何燕然将军、28军军政委张明春将军、以及39集团军师长许峰大校等。
纽约时报报导，采访与文献显示，军队里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张刚曾确认，当时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请愿书中写道，“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
除了军长公开抗命，许多亲历六四的士兵在多年后都纷纷为其所为表示忏悔。
前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这么多年轻人的血，难道就白流了吗”
前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1989年时19岁，是济南军区某快速反应部队的下士。他所在部队从4月开始进驻北京郊区，6月3日中午接到命令，下午进入天安门广场。从当天傍晚开始到4日凌晨，他目睹了血腥屠杀学生场面。六四后，他因同情学生被勒令退伍回乡，且一度遭到当局迫害。 2009年，他向时任中共主席胡锦涛上书《一个戒严战士公开信》，要求为个人和六四平反。 2012年六四前夕，他还穿上当年的军装到天安门广场默哀，当时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多年来他还一直到北京市郊的万安公墓，祭拜六四遇难者，并且曾找到受害者家属表示忏悔。
对于中国官方强调天安门广场没有学生在清场行动中死亡，张世军曾说：“无论天安门广场死没有死人，或者死多少人，这对于整个事件重要吗？无论整个事件只是死300人，还是死3000人，这都是极其惨重的惨剧，惨案。在和平时期，是任何人无法接受的。无论这个人是死在长安街上，还是天安门广场边上，这重要吗？在那天晚上，这么多年轻的生命付出了，这才是本质。”
六四发生29年后的2018年回顾过往，张世军表示，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可能有些进步，但是民众应有的基本人权自由却愈来愈少，公民的基本人权也越来越无法保障：“八九事件一晃过去29年，明年就是30周年。也就是说1989年出生的人，到了明年都是30岁。这么多年轻人的血，难道就白流了吗。我们希望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在朝的，在野的，都能有点良心”。
前39军116师高炮团中尉李晓明：“毕生的耻辱”
纽约时报报导，前39军1164高炮团中尉李晓明在2014年5月，六四屠杀25年之际，于港媒面前披露其所见，过程中几度落泪，称这是他毕生的耻辱。他说：“当时39军从北京城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被民众以肉体阻拦，要求他们不要向学生和老百姓开枪。但是，6月3日晚，他们被告知，在上峰有暴徒打死军人，听到消息之后他们每个人都义愤填胸，此时，上级将子弹发给了他们，并且命令他们不惜一切要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他说：“我们本来枪和子弹是分开放的，后来我们都获发放一个书包的子弹，大概有好几百发。 ”他还表示，3日深夜团长派人到天安门侦查情况，发现其它军队已经开枪镇压。39军是在4日清晨开入广场，负责协助警方追捕在逃学生和民运人士。一直至7月，他们才返回沈阳驻地。李晓明说，“虽然我没有开一枪，我作为当时服役的军人参加这个经历，觉得很内疚很惭愧，不是政治风波，而是犯下杀人的罪行。 ”
李晓明还回忆说，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实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已经出现了。有些军官因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反对强硬对待民众而故意“在队中表现不好”，令上级把他提前送返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军方最终安排他转业。虽然人数很少，但这些明显持反对立场的人都在清场前被调走了。
李晓明隶属的39军116师部队，在5月22日就抵达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极为明确的指令：“谁要是开第一枪，谁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认为这就是要防止大家开枪，而且那时大家都有枪没弹。只是到了6月3日，一切完全改变——不再提不准开枪，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进到天安门广场”。傍晚时分，军队向军人们发子弹，李晓明说当时军队里有不同声音，各级指挥官的演绎和执行都不同。 “但作为职业军人很正常地想，你发枪又发子弹，又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包括开枪这个选项了。”同一时间，各种各样关于“军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过官媒在军中广传，李形容对一些同胞来说“开枪就像复仇似的”。
外面风声鹤唳，但是当天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可是入夜以后，枪声在北京市内响起，几乎再没有民众围堵他们了。他说：“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实我们部队很希望有老百姓堵着我们。我们都明白面对的不是暴徒，而是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而且大部分当时都是和平的示威者。”
“对受难者家属，我应该向他们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开枪杀人的凶手在法庭受审判，让死者灵魂得以安息。”这是李晓明回首六四最想说的话。“中国经济发展了，还是个极权独裁国家。当年学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现在还是没有过时，要实现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
尽管近三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时过境迁，89年仲夏京城那个血腥的夜晚却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记得不久前，一位教授指着他办公室墙上那张著名的六四“坦克人”照片对笔者说，多年来，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时，人们关注的似乎都是那位勇敢的只身站在坦克前的学生，但他更想知道驾驶坦克的士兵当时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现在被授命镇压民众的香港警察，与当年被勒令手持机枪驾驶坦克清场的戒严士兵有何不同呢？反送中运动中香港的年轻人，和六四时北京的年轻人更是一模一样。
香港哲学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周保松曾说：“三十年前，上百万香港人，声援北京的民主运动。此后三十年，我们不离不弃，每年六月四日都在维园点起烛光，纪念死去的亡灵，并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奋力呐喊。”
三十年后的这个夏天，港人再一次用行动为历史留下了一个重重的印记。这个印记正在为七百万香港人，以及十四亿中国人民的自由，带来目前还不可预知的正面的影响。但已知的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必定如六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权历史上被铭记的片段。
如一位香港人给内地同胞写的信中所说：“这明显再也不是一场只关乎香港本地人未来命运的抗争；这也是与全中国十四亿同胞的自由与未来密不可分的抗争。这不是一场关于港独、关于香港要与内地割离的抗争。这是一场由一群勇敢、正直和善良的内地同胞，在三十年前于天安门广场外，所遗下的悔恨、鲜血与泪水中，所灌溉而成的抗争。”
“去游行，天安门广场。”“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三十年前的那一幕，一位头缠红巾，脚踏自行车的北京大学生，与记者对话在镜头下被记录下来的那一幕。至今仍在香港人之中，在我们抗争者之中广为流传。不因为什么，只因为香港人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那一夜，就从来未曾与内地同胞割离。
想使香港内地同胞分离的只有中共政府。香港哲学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周保松曾说：“在中国官方铺天盖地的文宣中，动用国家机器，全面封锁有关香港的各种资讯，并用尽各种卑鄙手段抹黑整场运动，煽动内地人对香港人产生各种基于虚假讯息而来的仇恨。”
其实，中共不只是在煽动内地人对香港人的仇恨。它在香港事件最初，就充分使用了其自毛泽东文革期间以来在多次运动（包括六四镇压、迫害藏人、法轮功等）中都使用的多个伎俩，如“群众斗群众”，通过动用黑社会恐怖暴力袭击港人、大陆武警公安替代港警施暴发射催泪弹和布袋弹严重伤人后嫁祸示威者；把示威者比喻成港独、暴动者、恐怖分子、甚至蟑螂等，挑起示威学生、民众和警察多方之间的层层冲突激化矛盾，强化人性恶的一面，分裂港人，将港警放置于港人和港府之间，同时威逼利诱使他们站在这场战争的对立面。
香港有大约3万名警察，一度被外界形容是“亚洲最佳”的警队。此次反送中运动中，大多数港警沦落为中共政府的政治工具。如著名学者颜纯钩在其给前线的警察的一封信中所说：“在你们面前的，都是香港人，其中可能有你的邻居﹑同学﹑亲戚，他们都和你们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和你们拥有相同的普世价值的观念，正常的情况下，你不会视他们为死敌，不会想置他们于死地。”
但即使如此，六四时一个军长冒着失去生命的代价也决定抗命，一个士兵即使放弃前途也选择申请辞职，一个香港警察怎么就不能因为良知善念，将“枪口抬高一寸”呢？
纵观历史长河，40年前的1979年，当“文革”的烈火烧遍全国时，有多少打着“正义”旗号的警察和军人在虐杀无辜？ 30年前的1989年，当年轻学生在北京大声疾呼反对官倒腐败时，有多少手无寸铁的学生丧命在军人的机枪和坦克下？ 20年前的1999年，当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之际，有多少警察、军人等参与了残酷的虐杀，甚至做出了活摘器官这类“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如今历史仍在重演。只是，这次战争发生在了中共治下仅剩的自由之地–香港。
六四虽然至今没有被平反，香港硝烟至今仍然在进行着，但这不代表历史的审判永远不会降临。即使在这黑白颠倒的时代，每个警察都有选择把“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利。良知是人类最高的行为准则，善恶终究是自己的选择。在道德的指引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即使中共最终决定镇压香港，如果越来越多的警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文章开头见证六四的阿姨描述的那一幕或许最终就不会在香港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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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