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东北边境刚刚平静，西北大漠狼烟再起。大一统王朝盛世，还要面临最后一场大型的战争考验。与满清世代联姻、忠心归附的蒙古汗国，出了一位枭雄葛尔丹。他意图称霸西北，与清南北对峙，成为康熙帝的一大劲敌。
从康熙十二年平三藩至二十五年雅克萨之战，十余年间内外战事不断。面对西北铁骑，康熙帝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挥师讨伐。御驾亲征的壮举，鼓舞了前线将士的士气，延续了满族人马背得天下的豪情壮志，更为圣祖皇帝的卓越武功，写下又一传奇的篇章。
准部作乱
朕读经史，塞外蒙古部族常常和中国抗衡，从汉唐到宋明，历朝历代深受其害。像我大清，能在蒙古宣扬国威，并让他们忠心归附的朝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康熙帝
（出处：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康熙朝实录》）
明末，北方的蒙古分为三大区域——漠南内蒙古、漠北喀尔喀外蒙古及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北、漠西各有四大部族。从清太宗皇太极时代起，漠南归入清朝版图，漠北和漠西的几大部族则长年向清朝遣使进贡，进献白骆驼一头，白马八匹，是极高规格的“九白之贡”。
原本蒙古各部族在清朝的统治和庇佑下和睦相处，但是漠西准噶尔部族的崛起，打破了蒙古各部之间的平衡。首领巴图尔珲台吉，肆意扩张势力，将其他三个部落驱二并一，称霸漠西蒙古。康熙四年（1665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准部出现内乱，其子葛尔丹自西藏赶回，将作乱者囚的囚、杀的杀，成为准部新一任的珲台吉。
葛尔丹也是个经历丰富的传奇人物，他被西藏黄教认定是三世“活佛”的转世，从小就在西藏出家学佛，先拜四世班禅喇嘛为师，后追随五世达赖喇嘛，深受器重。但是他本人不喜佛经，唯好武枪弄棒，还时常留意准部的军政事务。等到准部动乱时，他就雷厉风行平息内乱，登上首领宝座。
之后，葛尔丹趁势继续扩张，康熙十六年（1677年），他出兵攻打已经迁移的和硕特部，杀害自己的岳父、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葛尔丹擅自称汗，胁迫诸部听其号令。他的肆意掠杀，令大漠动荡不安，也引起朝廷不满。
康熙帝优待蒙古，坚持以亲善、和睦的政策处理蒙古部族的矛盾，因而多次劝谕葛尔丹，并安抚被他击溃的部族残众，将他们重新编制，授予名号，并接济粮食和牲畜。但是葛尔丹表面恭顺，实则野心勃勃。在向朝廷称臣进贡的同时，他不仅要求康熙帝认可他的汗位，而且四处用兵，蓄谋吞并漠北喀尔喀地区。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葛尔丹藉喀尔喀两翼——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的纠纷，率三万兵士向土谢图汗部发起攻击，继而东进攻掠车臣汗部的牧地。喀尔喀人集三部族的兵力，与葛尔丹激战三日，仍然全军崩溃，牧民丢弃帐篷、财产及牛羊牲口，纷纷逃窜，昼夜不绝。
喀尔喀两翼部族转向内附，请求投诚清朝“大皇帝”。为了蒙古的长久稳定，康熙帝在供给粮食、资产之后，又组织新附的两翼部族首领与内蒙古科尔沁部王公，举行了盛大会盟活动。
同时，康熙帝传谕葛尔丹，希望蒙古族人共享太平，远离征战离乱之苦，并责令他与喀尔喀部族和睦相处，归还其牧地，退回本土。那么，葛尔丹是怎么回应的呢？
驼城鏖战
本朝自成立以来，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所向无敌的原因，在于赏罚分明、制度严格、将士勇猛、器械精良，以及人人都想着报效国家，因而打仗的时候个个舍生忘死，奋勇当先。——康熙帝
（出处：本朝自列圣以来，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者，皆以赏罚明、法制严、兵卒精锐、器械坚利、人思报国、殚心奋勇之所致也。——《康熙朝实录》）
虽说葛尔丹击溃喀尔喀蒙古部族，但是因为其族人的内迁，所以葛尔丹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人口和牲畜，也就是没有掠得实际的好处。因而，他始终没有停止对喀尔喀族人的战争。
起初，葛尔丹还派遣使者入京，做出忠顺的模样。但他自恃控弦之士数十万，更兼有回部、青海、漠北的广袤土地，于是日益骄纵蛮横，公然违抗康熙帝的和解政策。同时，他几乎每年暗通俄国，寻求俄人的同盟以及军队、炮火的援助。
另一边，康熙帝也时刻留意葛尔丹的动向。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起，他命王公大臣率领将士，驻防边地，抵御葛尔丹的南侵。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葛尔丹领三万兵，渡过乌尔札河南下，扬言“请兵于鄂（俄）罗斯，会攻喀尔喀”[1]。康熙帝立刻采取应对措施，一面发兵赴前线支援，一面警告留京的俄使，命俄军遵守《尼布楚条约》，勿插手葛军动乱，切断葛尔丹的援助。
一个月后，葛尔丹驻扎于乌尔会河。康熙帝嘱咐前线的将领阿喇尼，在援军到来之前，他只负责监视葛军行动，不可与之交锋。然而阿喇尼不遵帝命，贸然发动攻击，派二百人进攻其前锋，又发五百人袭击辎重部队。结果，清军大肆抢夺敌军财产，自乱阵脚，反被葛尔丹打得惨败，阿喇尼也受到贬官处置。
七月，葛尔丹已深入乌珠穆沁地区，康熙帝做出一个大胆而鼓舞人心的决定：御驾亲征。他安排了三路大军：西路由裕亲王福全、皇子胤禔带领，从长城的古北口出发；东路由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札领兵，出喜峰口；自领中路军亲征。
不过遗憾的是，康熙帝出征后，一直患病，不得已停驻于波罗河屯（今河北隆化），但仍然坚持抱病指挥各路军务。
七月底，葛尔丹南下至乌兰布通，一个距离北京仅仅七百里的城镇。抚远大将军即裕亲王隔河排兵布阵，准备迎击。葛尔丹采用奇特的“驼城”阵，即用一万头骆驼围成一个保护圈，绑起脚让它们趴在地上，背上背着箱垛，再盖一层湿毛毡。敌军就藏在箱垛下面，在缝隙处发射炮火，兼用钩矛攻击。
这个布阵法攻守兼备，清军却毫不畏惧，前锋将士用炮火猛攻驼阵一段，从下午到晚上，直打得震天撼地，硝烟弥漫。终于，清军大破驼城，将其截为两段。于是步兵、骑兵趁势攻入，击溃敌军，葛尔丹乘夜遁逃。这场仗打得很惨烈，康熙帝的舅舅佟国纲战死沙场，清军伤亡也很大。
谁知，狡猾的葛尔丹派人到清军营，假意卑辞乞和。裕亲王受到迷惑，命全军停止追击，错过生擒葛尔丹的最佳时机。而葛尔丹沿着盛京、乌喇、科尔沁一路逃亡，竟然畅行无阻。康熙帝知晓后，将裕亲王等人降职罚俸，以示惩戒。同时传谕葛尔丹，从此后不得伤害喀尔喀一人一畜，否则朝廷将对他“务必穷讨，断不终止”[2]。
深入瀚海
朕昔日亲征葛尔丹，群臣皆劝阻，只有费扬古赞成。后来两次出师，都是朕独自做决定。——康熙帝
（出处：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劝阻。惟伯费扬古，言其当讨。后两次出师，皆朕独断。——《康熙朝实录》）
在乌兰布通受到重创的葛尔丹，曾向清朝使者“忏悔”，发誓不再侵犯中华帝国的子民。然而他一旦逃出重围后，就展露枭雄奸诈的一面，重新召集散亡人员，准备东山再起。但实际上，他的处境非常危急，军中没有牲畜，士卒感染瘟疫，相继病亡。为了生存，他不仅向西藏达赖喇嘛求援，还向清廷求赐白银，解救燃眉之急。
康熙帝慷慨赠予他白银千两，并多次派使者劝降葛尔丹，许诺将会对他进行优抚。葛尔丹却不思悔改，仍然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人，还派出官员到清军驻地，打探情报。康熙帝曾严肃斥责他，若再怙恶不悛，蔑视圣旨，清廷将永远终结和他的外交和贸易。但是葛尔丹置若罔闻，四处挑起争端。不过他也不敢进犯漠南，而是扬言向俄人借兵六万，将大举南侵。
距离上一次大战的七年之后，也就是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帝不再容忍，准备调集大军，将他一举歼灭，永绝后患。否则，清廷以后要继续在边境驻防，劳民伤财，将士和百姓都深受其苦。
为了保障这次大战的胜利，康熙帝下诏再次起驾亲征。尽管群臣恳切劝阻，康熙帝也不改其志。其实清朝很多大战，都是由康熙帝统筹安排，可见其雄才大略，卓越不凡。况且当时康熙帝正当盛年，雄姿英发，亲征葛尔丹不仅能更有效地指挥大军，还能振奋军心，实为明智之举。
这次出征，康熙帝安排十万大军，仍是分为东、西、中三路。东路统帅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北兵从克鲁伦河出发，负责侧击葛军；西路统帅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马，出归化北越沙漠，负责断其后路；康熙帝坐镇中路，沿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北上，与西路相约会师于土喇（今蒙古境内），准备夹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整肃的清军在无边无际的荒漠草原上，马不停蹄地行进着。康熙帝关心士卒疾苦，军中大小事务，事无巨细都会亲自过问。目睹边塞的艰苦环境，以及将士不畏艰难的精神，康熙帝有感而发，写下《瀚海》一诗：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
清军渐渐迫近葛尔丹军的驻地，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由于西路军远涉大漠，沿途水源、粮草的补给匮乏，无法如期抵达土喇。康熙帝三思之后，很快制定了应对方案。一面传谕西路军队火速行军，赶赴土喇；一面遣使，假意邀葛尔丹会盟。他认为，葛尔丹听说康熙帝亲征，一定会吓得连夜逃跑，那时再出兵追击，有很大可能遇到赶来的西路军，实现两军夹击。
果然，葛尔丹得知康熙帝亲至，惊恐万分，亲自到山上遥望清军阵营。只见大营中龙旗飘举，銮驾雍容，四周用帷幕围成皇城，外设网城。如此浩大威严的军容，令葛尔丹失声惊呼：“是兵从天而降耶！”[3]
决战昭莫多
朕一直希望，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太平和乐的生活。绝不容许有人调拨关系，毁灭他人的家国。——康熙帝
（出处：朕之素怀，惟愿率土之人，咸跻雍和，共用安乐。断不容摘发隐私，倾人家国。——《康熙朝实录》）
一切发展都在康熙帝掌握之中。葛尔丹不敢与清军交锋，尽弃营帐、器械，连夜遁逃。康熙帝命内大臣马斯哈任平北大将军，率军穷追猛打。五天后，西路的费扬古赶到昭莫多（今蒙古境内），在距敌三十里处，背山临河的地方安营下寨。
昭莫多是蒙古语“大森林”之意，自古是漠北的著名战场，明成祖就曾在这里大破阿鲁台。费扬古先派四百名前锋，且战且退，引诱葛尔丹至昭莫多。之后，费扬古将大军分为左右两翼，埋伏在小山上，还有一路汉军急速登上小山顶峰，余者沿土拉河在西面列阵。
这时，葛尔丹率一万兵马赶来，准备抢占小山顶峰。清军凭借地利，弓弩、炮火齐发，踞险俯击。葛尔丹和妻子以及所有士兵，一同下马，冒着炮火猛冲。两军交战，各有伤亡，从早到晚无人退却。
在紧要关头，费扬古遥望敌军后方的辎重部队，立刻下令全军奇袭敌后。于是，清军乘势呼啸前进，声震天地。葛军仓皇逃窜，坠崖者不计其数，堵塞涧流河沟。昭莫多之战，清军打败葛尔丹精锐，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战。康熙帝得到捷报后大喜，亲自犒劳西路大军，并在昭莫多刻石记功而还。
经过乌兰布通、昭莫多两次惨败，葛尔丹元气大伤，再无翻身的机会。他身边仅有几千人，缺乏牲畜粮食，冻饿而死者甚多，幸存者纷纷溃散逃亡，向清朝投诚。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葛尔丹仍然没有乞降的意思。
康熙帝对葛尔丹的处置也非常慎重，一方面交代边防将士，趁此机会尽快剿灭葛尔丹，刻不容缓；一方面以仁慈之心感召，继续劝降葛尔丹。他派使者送去敕书，给他七十日的期限，如果再不投诚，朝廷就要继续发兵征讨。
同时，康熙帝对前来投诚的人员，也给予优待和安抚。比如，康熙帝特派大臣，赠送衣食，帮助降人安居；如果有亲属曾被俘虏的，一一查明后安排他们家族团聚。葛尔丹的一名亲信对此感佩地说：“清朝国富兵强，中华皇帝堪称‘活佛’啊。让敌军的父母和子女团聚，有谁听说过呢？”[4]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北上至鄂尔多斯城，召见费扬古，密议第三次征剿葛尔丹之事。次年，康熙帝赴宁夏，命费扬古、马斯哈各领一路兵马，守住葛尔丹流窜的必经之地，迫使葛尔丹困守一方。康熙帝相信，葛尔丹无所逃生，要么投降、要么被擒、要么自尽，他的下场都是一败涂地。
由于投降的人越来越多，葛尔丹处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绝望境地。正如康熙帝所料，葛尔丹服毒自尽，结束了他穷兵黩武的一生。至此，康熙帝终于平定了葛尔丹这股叛乱的势力，让蒙古大草原重新恢复和睦、繁盛的景象。
注释：
[1]《康熙朝实录》卷145: 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条。
[2]《康熙朝实录》卷147: 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丙子条。
[3]《康熙朝实录》卷172: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亥条。
[4]《康熙朝实录》卷180: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庚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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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