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澳门政府官方网站11月27日发布声明，香港上市公司太阳城集团实际控制人周焯华（绰号“洗米华”）在澳门被警方带回调查。作为赌厅大鳄，周焯华纵横中港澳三地资本圈、娱乐圈、政商圈等，如今他的落网会牵连多少人事？会引发多少领域震荡？
这次逮捕周焯华行动，从澳门当局27日的声明可知，与浙江温州市公安局26日的通报有关；而温州市公安局26日发布周焯华案情通报的主要内容，其实早已出现在2019年7月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表“特大国际网络赌博平台深度渗透国内”报导一文中。
据这篇2019年报导的核心内容，由周焯华控制的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赌资可在中国内地以人民币结算，运营四年多，平均每月来自中国内地的投注金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一年的投注额在万亿元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2018年中国彩票总收入5114.7亿元的近两倍。单单每年的盈利就高达上百亿，这些资金最终通过底下钱庄流向境外。
也就是说，周焯华被央媒罕见点名炮轰的主要罪状是涉及了习近平当局金融反腐重点打击的“洗钱”行为。此外，温州市公安局这次通报，中国境内赌客会员约8万人。仅8万人一年赌资可达上万亿元，说明这些赌客不是泛泛之辈，也就不能仅视作一般赌博，而是很多时候是为了利益输送，换言之，周焯华洗黑钱的服务对象应该少不了官员与权贵。
除了利用赌资地下钱庄管道洗钱，周焯华还曾被质疑利用娱乐圈进行洗钱，主要通过明星高额片酬以及电影票房洗钱。如《南方周末》刊文“澳门赌厅大亨‘洗米华’被批捕，曾利用电影洗钱？”而与周焯华合作被牵扯甚深的一家内地娱乐巨头，则是北京博纳影业集团。如周焯华这次落网前三天，新京报旗下贝壳财经11月24日刊文点名“长津湖背后博纳影业的商业版图”。
据更多公开报导，制作方博纳最早是在2019年7月份接到了国家电影局关于《长津湖》拍摄任务，博纳随即找来周焯华投资。作为发行商、制片商，博纳与周焯华的资金合作不少红色电影，特别是所谓的“爱国战争片”。换言之，除了中共中宣部外，还要得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在《长津湖》，超过7万名解放军士兵参加群众演员，《红海行动》2015年由海军下令拍摄，并全力动员配合，还调来当年叶门撤侨的054A“临沂舰”，并秀出神秘的039A潜艇。
值得一提博纳发家时间线，成立于1999年，在当年是中国国内首家获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电影发行许可证”的“民营企业”，2003年与央企保利集团合作成立保利博纳电影发行公司，随后，博纳几乎垄断了香港电影在内地的发行，（以前一般都是交给直属中共中宣部、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影片进口权的中影集团）。显而易见，博纳的发展壮大和曾庆红主管港澳工作时期，及其胞弟曾庆淮权倾中港两地娱乐业期间不无关系。
周焯华太阳城娱乐文化与博纳影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双方近年合作多部电影涉嫌票房洗钱的舆论不绝于耳，这当中是否也包括高票房的《红海行动》和《长津湖》？
不仅是赌业、资本和娱乐圈，由于周焯华的祖籍广东肇庆，他在中共官场的实力也表现在广东。周焯华曾担任“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务委员和广东省政协第十一届委员，这一届省政协主席有两位，朱明国落马后由王荣继任，前者是周永康余毒，后者被坊间盛传是江泽民妻子王冶坪的侄子。从相关新闻可知，周焯华可不是一个花瓶政协，如2015年省两会期间，周焯华联合其他委员提交的关于加快广东省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系列提案，被官方称是广东当局督办的“头号工程”。
周焯华今日落网，还是要回看2019年新华网、人民网同日刊登的“特大国际网络赌博平台深度渗透国内”，通篇读来令人质疑脱不了有“保护伞”。一年涉案资金高达万亿元的境外网络赌博，即便是地下外汇交易也不能不通过无数个境内银行卡汇集资金和结算；又在公安部门连年高压打击下，太阳城仍利用网络赌博迅速向中国大陆境内渗透和蔓延，是否有公安系统反高科技犯罪的部门利用职权提供掩护。因而周焯华一案背后可能涉及的洗钱和利益链，其牵连范围之广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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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